（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四日）
习远平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父老乡亲：
首先我代表母亲齐心向老区人民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向参加这次活动的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向各位嘉宾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每次来到照金，看见巍巍群山，看见一片片美丽的梢林，我的心情都格外激动。在这个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深秋时节，为纪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5周年，再次来到这块红色的土地，抚今追昔，更是感慨万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陕甘大地上先后爆发了清涧、渭华、旬邑、淳化、麟游、两当、靖远等大大小小七十余次武装起义，共产党人从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开始尝试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2年9月，我父亲在两当兵变失败后辗转来到照金，见到了带领陕甘游击队在照金一带活动的刘志丹和谢子长。刘志丹鼓励他说：“我经历的失败比你多，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他特意将自己的警卫队交给我父亲，并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谢子长也对我父亲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
为了尽快发动群众，我父亲刚到照金，就在老爷岭周冬至家边上搭了一个窝棚住下来，一边和群众“混在一块做庄稼”，一边做扎实细致的革命工作。周冬至是我父亲1929年冬在富平发展的共产党员之一。移民到照金后，继续为党做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在照金周围的村庄里发展了一些党员，培养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1932年10月中旬，照金发生了陈克敏叛变革命并杀害特务队队长程双印的突发事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父亲带领特务队转移到渭北，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迅速投入打击土豪劣绅、分粮分地的斗争。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共产党人以三原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逐渐发展形成的陕甘第一个苏区。但由于离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中心西安很近，又是平原地区，最后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遭到失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人的奋斗就像这些野火烧不尽的梢林，从不畏惧牺牲，更不畏惧失败。1932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照金北边的转角镇成立，这之后，我父亲受陕西省委委派再次来到照金，先后担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共青团特委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和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等职务，与刘志丹等人一起领导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革命委员会主席由周冬至担任，我父亲任副主席。土地、粮食、肃反等委员分别由我父亲发展的革命骨干王满堂、姬守祥、王万亮等人担任。在我父亲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建立了三个区级革命委员会，十余个乡级革命委员会，形成了区、乡、村三级红色政权。
我父亲和刘志丹从实际出发，在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注意掌握政策，规定只分川地不分山地，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护。为了活跃市场，还在薛家寨附近的亭子沟设立集市，坚持群众先买、公买公卖的原则，既活跃了市场，又为主力红军筹集了粮食。开始五日一集，后来天天都有买卖。经过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发展经济，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拓展，涵盖了耀县、旬邑、淳化、宜君等交界地带百余里的广大区域。
在1933年4月，红二十六军党委决定对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进行改组，由我父亲任政委，黄子文接任总指挥。我父亲一上任，就对游击队进行彻底整顿，在游击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使之成为保卫根据地的主要武装。曾任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回忆说：“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级要求从雇农中选出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亲自过问、亲自指挥、亲自操作。”而我父亲这时年仅二十岁。
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充满艰辛曲折，既有来自敌人外部的进攻，又有极“左”路线的破坏和摧残。当时由省委派到照金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就是极“左”路线的代表，他一上山就瞎指挥，先赶走谢子长，后又命令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二团南下渭华作战，使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杜衡下山被捕后立即成了叛徒，使敌人完全掌握了照金苏区的情况，加紧向照金苏区发动进攻。
危难的时刻，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的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我父亲立即率部前往接应，他们一见面就紧紧地握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用我父亲的话说，王泰吉起义“给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
面对强敌的进攻，由耀县游击队、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等相继退入照金。而敌军的进攻却步步紧逼，根据地何去何从，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和秦武山等人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统一大家的认识。这次会议在仅有几户人家的陈家坡召开，所以被称作“陈家坡会议”。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大家围绕是否恢复红军主力成立临时总指挥部，以及总指挥和政委人选问题进行讨论，会上争论很激烈，会议最后采纳了我父亲和秦武山、张秀山、张邦英等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决定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决定南下未归的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陈家坡会议决定，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集中主力，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正确方针。
新组建的陕甘边主力红军主动出击，连战连捷。1933年10月，面对国民党军重兵的“围剿”，我父亲和刘志丹、王泰吉等作出决定，主力部队主动撤离照金，转到外线作战，我父亲和秦武山、张秀山、吴岱峰、李妙斋等带领部分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薛家寨失守后，陕甘边领导机关和游击队突围北上，到陕甘交界地带寻找主力红军。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周冬至、李妙斋、王安民等同志壮烈牺牲，这让我父亲痛心不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仍率领部分同志在照金坚持斗争。接替我父亲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晚年回忆：“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密林，晚上出来坚持做群众工作。”
照金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大西北成功建立的第一块山区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创建和重建的再生之地。为日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更加广大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取得宝贵经验，打下很好的基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块“硕果仅存”根据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出征的“出发点”，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面对眼前这片巍然屹立的大山，面对无边无际的美丽梢林，我常常在思考，是什么力量让那些革命先辈们不顾生死，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为什么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那就是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
我父亲对照金，对照金人民群众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每每回忆起在照金的岁月，总是满怀感念。他常说：“照金的老百姓好得很呀！你到那里就给你吃好的，再穷的人，去了以后也会给你打两个鸡蛋。我们跟群众就是这样的关系。”
“没有群众，一步难行”，这是我父亲对人民群众的真实感想，也是当年共产党人和照金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1933年5月，我父亲在战斗中腹部受重伤，为了不留血迹让敌人发现，他强忍疼痛，手捂着伤口沿着河道从陈家坡走到柳林，因口渴难忍当时还喝了冰冷的河水。我父亲后来感慨地说，那阵就仗着年轻身体好，要不然负伤流了那么多血，喝凉水是会送命的。在老乡郑四哥家我父亲得到及时救治，用土法包扎了伤口，又在群众冒死掩护下保住了生命，一个多月后伤愈归队。
薛家寨失守后，我父亲留在照金坚持斗争，白天钻梢子林，钻石头缝，晚上由金盆湾的干妈陈秀珍，也就是烈士王治林的母亲接回家里吃饭，有时候她把饭直接送到我父亲藏身的地方。谈及这段往事时，我父亲十分动情地回忆：“我那个干妈，头被敌人打肿了还冒死给送吃的。有时晚上半夜叫回来吃饭，吃猪耳朵肉。”
他还感慨地说：“整个照金完全被占领后，敌人整天搜山，每个村子整天搜，只有我在那可以待住，别人待不住，换别人十个习仲勋在那都叫杀掉了。”干妈陈秀珍被誉为照金红嫂，她的事迹广为流传。
照金的大山和美丽梢林承载了太多红色的记忆。我父亲始终惦念着照金，惦念着老区的人民。
1959年初夏，我父亲接到于德海的来信，照金老游击队员潘西顺他们从河南给公社买了一辆马车被河南某地公安局以投机倒把罪名扣押。我父亲接信后当即安排解决，帮他们要回了马车。还回信邀请潘西顺、于德海到北京叙旧，我父亲见于德海留起了胡子，打趣地对他说：“你怎么又把这撅把胡子留下啦？你这个当哥的不能入土，你要入了土，我一定要给你烧上两炷香才对。”潘西顺当时是田峪大队党支部书记，我父亲叮嘱他说：“不管任何时候，都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来做好各项工作。”我父亲不仅安排他们吃住，还请他们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周总理一起看戏，参观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
我父亲在照金认的干妈陈秀珍一家后来搬到眉县定居。解放后，父亲多次托人找到她的下落，高兴地邀请她和家人及老游击队员王治洲等到北京，在我们家中住了三个月。1989年夏天，王治洲的孙女王秋英到北京看望我父亲，在我们家住了大半年。秋英临走时，我父亲还给她题赠了一把纸扇，扇面上写着：“勤奋工作，努力学习，为人民多作贡献。”
1993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我父亲给纪念大会发来了贺电，表达他对老区人民的牵挂之情和殷切希望。
在2000年春夏之交，受父亲的嘱托，母亲带着我们回到陕甘老区，沿着父亲当年的革命足迹，看望陕甘老区的父老乡亲。6月下旬我们来到照金。母亲和我们回去后详细向父亲汇报老区之行的所见所闻，把此行制成的录像及照片等资料给他观看。父亲十分动情地说：“我要回去，要自己回去看看！”资料中北梁小学破烂不堪的状况让他感到不安。他让我们全家共同努力，筹集了15万元捐赠给北梁小学，用于改善办学环境。
2004年，我们还陪同母亲回到照金参加纪念馆开馆仪式，母亲还为纪念馆写下了“继承先辈遗志，建设革命老区”的题词。
照金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一段永恒的记忆。深秋时节，再次回到照金，走近壁立千仞的映着金光的岩石，走近这漫山遍野美丽的梢林，和大家一起纪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5周年，就是为了不忘当年的革命初心。
陕甘边根据地成立85周年的日子，我们也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我父亲的革命生涯中，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创办，一脉相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紧紧地依靠人民。其中贯穿的红线就是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1978年，当他第一次来到当时偷渡外逃最为严重的宝安县，看见中英街两侧强烈的反差，看见不堪忍受贫困偷渡外逃的群众，心情十分难过。他对当时陪同他调研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这要从我们身上找原因，从政策问题上找原因，生产上不去，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不改善，人心就不稳。并由此下定决心要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当他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和小平同志专门汇报自己的这一想法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小平同志感慨地说，“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给你们政策，你们要杀开一条血路”。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理解小平同志为什么要说“杀开一条血路”，但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岁月的人们知道，这四十年走过的道路是极不平凡的，前进的每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勇气与担当。
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当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中国。同样，他当年向中央提出创建特区的设想，让中央对广东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也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摆脱困苦，让国家尽快走向繁荣富强。
今天，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当年的革命老区已经旧貌换新颜，照金这片美丽的土地更是鸟语花香，风光无限。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5周年，就是要始终不忘共产党当年的奋斗初心，不忘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就是要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陕甘大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美好幸福！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