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习近平同志在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一文中曾说:“亲近群众，服务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朝气蓬勃地带领人民为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我童年在陕甘宁边区两年的生活经历，期间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亲如一家的军民鱼水情。
1937年，在我出生刚40天时，父亲经旬邑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薛和爽同志介绍，参加了八路军129师385旅。1945 年在石门关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工作。
我的家乡在旬邑县原底乡，一直是国民党统治区。抗战胜利前夕，父亲派人把我和母亲接到边区保纵(石门关)，作随军家属，父亲后来又在警一旅一团(庙湾 )、警一旅二团(阳坡头)工作，我和母亲也就随他在这两个地方生活。
今天阳坡头建的“影视城”就是当年的阳坡头城，进大门右边第一家院子，就是当年警二团政治处，父亲在这里工作，我和母亲就住在院内的一间小房子，进门沿街一边的大房子，是政治处会议室。记得1946年中秋节有三个国民党军官投奔革命，就在这里开的茶话会，欢迎他们。
每当回到此地，回忆起当年边区军民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鱼水深情，我的心情都会非常激动。
一九四六年春节的拥军爱民
我在家乡时，国民党军队进村像土匪一样，随意抢劫老百姓。有一次，又来了几个匪兵，硬逼着我祖父开了门，进家后气势汹汹、翻箱倒柜，最后，见我家的杏子黄了，便连吃带糟蹋，走时又提了一筐子，我当时吓得躲在磨子下面，一动不敢动。有一支叫“独击队”的匪军来村子抢劫，用步枪上的探条打鸡，大声叫十爷给绑牢，十爷说:“绑不牢，跑了再抓。”他一下子抓着十爷的领口说:“你去抓，全抓光。”十爷吓得跪下求饶。不到半月，村子里的鸡就被他们抓光，成了“无鸡村”，老百姓称他们是“吃鸡队”。
我到边区八路军部队后，十分害怕，见了爸爸很生疏，不敢亲近，后来爸爸对我说:“不要怕，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后来我观察，这个队伍的确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和老百姓来往很和气，不仅不拿老百姓东西，还自己耕地种菜、种粮食，自给自足，我慢慢的也就不害怕了。1945年年底，我还在淳耀县庙湾小学上了学，1946 年春节淳耀县拥军爱民，我参加了秧歌队拥军，老百姓送了猪、羊，部队不收，推推让让，最后给老百姓付了钱。后来部队又给当地老百姓家家送年礼，年礼是一包挂面，上面贴着一团政治处的“恭贺新禧”的红贴子，敲锣打鼓去家家户户慰问老百姓，老百姓回敬给战士送熟鸡蛋和当地做的“渣子糖”，战士奉命不收，部队的孩子们可“丰收”了，爸爸说:“我们违犯了群众纪律。”
军人违犯“群众纪律”是要受处分的，庙湾当地有水地，能种水稻、种菜，种的黄瓜结的很鲜嫩诱人，又没有人看守。政治处有个小通讯员叫李望子，比我大五、六岁，我说:“哥，我想吃黄瓜。”他想了想，便领我去偷摘了十几根，俩人吃饱了，余下的带回去，爸爸问我:“哪里来的？”我照实说了，爸爸问了李望子，弄清情况后，批评李望子“违犯群众纪律”，部队决定关禁闭三天，在破旧的窑洞里，他睡在麦草铺上很凄凉，由卫兵看管，妈妈让我给他送了一个小褥子，还送饭，我感到很愧疚。以后我一直怀念他，感到对不起他，多少年后我向爸爸问起他，爸爸说:“你还记得他？他是个好孩子，打仗很勇敢，光荣牺牲了。我心里很难过。
阳坡头最后的日子
1946年秋天，我随父亲来到阳坡头二团，就住在这里，阳坡头是关中分区西部前沿，与职田国民党军队最近的地方只有十多里路。离此地五、六里的长舌头有我们一个连驻守，我随父亲去过那里，这里遇集时，敌人化装前来侦探，我们部队能识破，敌人常派特务到阳坡头捣乱，我们的武工队每天下午从阳坡头出发，到敌区完成特殊任务。这年的十一、二月，形势有了变化，敌人动用飞机侦察，部队一天天紧张起来，胡宗南要来进攻边区，阳坡头军民要做好战争准备，我的一个姑奶在阳坡头，对我们很关心，我的表叔叫张德勤，他的儿子叫张金锋，现在是退休教师，可以见证当年的情形。
在这危难时刻，部队要转移，向群众动员了很多牲口，送我们去后方，政治处胡炳坤主任(解放后任省电校党委书记)的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儿，战争中带着她很不方便，就把她送到离阳坡头不远的一个山村里，交给一户人家托管，我们都一块去送，阿姨临别时直哭，那家人向阿姨保证一定把孩子管好，这个孩子直到解放后才领回来。这种群众舍命保护军队伤员、家属孩子的事情当时不在少数。为了支援战争，群众组成担架队运送伤员，妇女们做军鞋、磨面打谷、建兵站。有的支前人员到解放后才回来。在甘肃屯子镇战斗中，教导旅腹背受散、激战两昼夜伤亡十分严重。在全旅面临覆灭的紧急关头，教导旅毁掉重武器，化整为零，分三路突围，确定集合地点，突围时一些战士被群众认成干儿子、女婿、或雇工掩护起来，后来陆续回到部队。没有良好的军民关系，这些战士是很难存活下来的。
难忘的桐树庄
桐树庄是西距石门关二十里的一个小山村，只有十多户人，至今除了旬邑县地名志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山庄，当年，她是我和母亲在解放战争中得到群众保护生存下来的地方，我永世难忘。
那是1945年7月，我和母亲来石门关保纵不久，爷台山反击战打响了。石门关离爷台山很近，枪炮声听得很清楚。保纵是爷台山战斗的参战部队，为了安全，我们母子必须转移。因为我们都是农村打扮，母亲又是小脚妇女，好隐蔽，部队首长陈国栋(解放后任省农业厅厅长） 司令员决定，让我们母子去桐树庄一个叫李娃清的爷爷家暂避。李爷爷是党的基本群众，1936年， 习仲勋同志二下关中，到七界石开会，曾把桐树庄李爷爷家作为联络点，李爷爷和陈司令很熟，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母子，母亲就是他们的女儿，我就是他们的孙子。当时边区百姓比较富裕，他家有九头牛，有几屯粮食，有十几棵核桃树，我随他的儿子去放牛，母亲干农家活。大约三个月后，爷台山战斗结束，父亲又接我们回到石门关。从此，我们和李爷爷、李奶奶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46年11月，我们从阳坡头转移后来到甘肃境内一个叫洞子沟的地方。那里离湫头很近，腊八节后，胡宗南部队开始向边区大举进攻，湫头处于打仗的前沿阵地，家属队二次转移，准备由槐树庄过黄河去山西。家属队已出发，由于母亲已怀有身孕，随家属队统行动有困难，父亲赶来把我们母子再次送到桐树庄。由于国民党兵不时来捣乱，桐树庄已远非当年那么平静，山庄的老百姓在惶恐不安中惦记着部队、盼望着部队使早日回来。李爷爷家是当年红军、游击队的联络点，一天夜里，乡亲们来到李爷爷家打探消息，在没有现代通讯的时代，谁又能回答乡亲们的问题:“其产党在哪？”“八路军去哪里了？”李爷爷就对神龛祷告，他念念有词的把牛角式的卦子猛地甩到地面，发现卦面朝下、凶多吉少时，不由得发出了哀叹声，一时哭声四起，群众想念党呀！那时，我们每天都在梢林里藏身躲敌。
有一天，胡匪兵一早就窜到桐树庄，一边拉着枪栓，一边大喊着: “不许动”，把我们堵在了家里。匪兵开枪端着上有明晃晃刺刀的枪挨个窑翻腾，发现母亲的一条白毛巾和一个中式枕套，直接就塞进了他们的军衣口袋，李奶奶问他们找什么？他们回答:“找八路军、找他们的家属。有没有？”李奶奶说:“就这么大点地方，你们找。”在炕上装病的母亲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一个匪兵把刺刀对准李奶奶的胸口大喊:“炕上的女人是谁？”吓得我直哆嗦，在这生死关头，李奶奶不慌不忙，沉稳地回答:“是我女子!”敌人又间“这小孩是谁？”李奶奶答:“是我外孙，你们别吓着娃。”敌人问:“他们住那儿？”李奶奶答:“他们家在七界石，正月里女儿回娘家有什么好问？先是病倒了，后来听说那儿打仗回不去了。”敌人经这一说， 看见我妈是小脚，又是农村人打扮，就再没有往下问。我们悬着的心顿时平静了。以后想起这一幕，我都不由得后怕，如果当初李奶奶稍微含糊一下，我们母子俩就会惨遭敌手。
当时藏在梢林里的军政人员及家属被敌搜出立即杀害的事天天发生。不沾亲不带故，如果没有党和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血肉感情，群众能这样舍身救我们吗？这天以后，敌人常来骚扰，总在我娘俩身上打主意，形势险恶。恰好这时候，阳坡头的表叔张德勤冒着敌人的盘查到桐树庄看望我们，得知我们的情况，立即去我们老家找我叔父拉牲口接我们母子回老家。那一天黄昏，李爷爷一家人送我们走，东边山头冒着红光，敌人还在烧山搜查，山沟里还有三团的伤员躲在洞里。母亲和我跪在地上给李爷爷、李奶奶叩头致谢，妈妈说:“爸、妈，我们会一辈子记住你们的恩情。”
这一别就是几十年，李爷爷、李奶奶早已下世，妈妈曾叫他们的儿媳来过西安。2009年，我回到旬邑，有机会重新到我在边区生活过的地方走走、看看，但唯独没法去桐树庄，桐树庄已退耕还林，那里已是片茂密的山林，李爷爷、李奶奶永远长眠于森林之中，与他们陪伴的还有为共和国的建立而献身的烈士们。
从2013年起，中央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感觉很有必要、效果也很好。关键是要始终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这样，党的事业才会永葆活力。
于兴学，陕西省机械研究院退休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