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群
1939年冬，正当关中分区军民努力建设为抗日模范区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磨擦，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关中分区制造了“土桥事件”、“旬邑事件”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磨擦事件。先后侵占淳化、栒邑县城及新正、赤水县的部分地区。关中专署和中共关中分委机关分别搬到了新正县的阳坡头和雷庄，连接延安的狭窄通道随时有被截断的危险。为了指导关中分区军民建设边区和进行反封锁、反磨擦斗争，时任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决定创办分委的机关报，以利于长期斗争。他的提议得到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党委的同意。1940年4月12日，《关中报》在关中分委机关驻地新正县雷庄诞生。《关中报》的诞生使军民在被敌人围困隔绝的黑暗日子里看到共产党，子弟兵革命胜利的希望。《关中报》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坚持了领导带头，人人撰稿，宣传党的政策的办报原则
关中分委、关中地委的主要领导习仲勋、张德生、赵伯平等，都对《关中报》采取“抓政治、严把关、多指示”的领导方式。除在干部选配、物资供应方面予以重视外，经常自己动手写稿子。
地委宣传部长张剑颖同志所写的《反内战三字经》等文章，立场鲜明，语言泼辣，读起来朗朗上口，在群众中流传甚广。发动群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一些县委书记、县长，也以兼任《关中报》的通讯员为荣，经常写稿反映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战斗情况。
宣传战争发展形势和游击队、八路军的战绩是《关中报》的重要任务。当胡宗南进攻关中，报纸当即发出《坚持关中游击战争 消灭敌人收复失地》的社论，阐明自卫战争必然胜利，分区军民的中心任务是游击战争。同时揭穿了敌人怀柔与屠杀的两面政策，并提出克服悲观失望怯敌怕斗的动摇思想，以坚定广大军民必胜的信念。这篇社论在干部群众中，起了鼓舞的作用。一农民说：“咱们的报纸出来了，八路军一定会胜利！”
淳耀县寺坡战斗中，游击队打了歼灭战，打死惯匪张彦宁。并请分区专员杨玉亭发表谈话，警告分区周围反共小卒停止再作恶，立功赎罪，使边区土顽受到震慑。新正县的土顽肖恩多活动不频繁了，几次问边区农民：“这几天报上登我没有？”淳化县的土顽佐凤伯找了过去我们的乡苏维埃主席说：“你给咱找个人，给北面共产党说去，咱图一碗饭吃！”使《关中报》真正发挥了教育人民的作用。
1948年底，新宁县特约评论员姚定佩等所写的《新宁县担架队载誉归来》一文，报道了农民支前受到陕甘边区政府奖励的英雄事迹，对各地支前产生了很响大的影响。
地委宣传部长张剑颖同志编写的《百子图》，“蒋介石龟孙子，卖国害民祸根子，穿的美国衣料子，戴的龟盖大帽子……蒋介石龟孙子，祸国殃民坏根子，手里端着枪杆子，奸淫抢劫绑票子，走道处翻箱子、倒柜子，拿走月娃尿布子……”通俗易懂，形象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残害人民的丑恶面目。
1947年9月12日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决议》、《中国土地法大纲》、12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及时让群众了解了党的政策，明确了当前工作任务和原则。
由于分区负责同志的切实领导，报纸在配合党政军工作中，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新宁县的刘县长就对记者说过：“常常看了《关中报》，我就不给下级发指示了，只简单地通知他们，研究哪一篇文章。”
树立了教育干部、引导群众、紧密联系党群关系的办报方针
《关中报》是党的喉舌，更是人民大众的代言者。如何办好报纸，就要树立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的办报方针。关中分区地处黄土高原，多半是山梁梁、沟洼洼、穷窝窝，经济不发达，教育相当落后，在区乡干部中文盲、半文盲占多数。这就要求报纸，写老百姓的事，说老百姓的话，使他们看得明白，听得懂，爱读爱看。报社建立了一支遍及县区的专（兼）职通讯员队伍。报社非常珍惜他们的来稿，经过“理发美容”尽量修改发表，不能采用的复信说明，提示他们写什么、怎么写。并组织了许许多多的读报小组，在炕头、村头、地头，在互助组里，利用劳动的间隙，由识字的人给不识字的人读。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人民性、群众性连同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
如刘衡写的《大家夸他泥乡长》，表扬了新正县一乡长为了领导生产成天在泥里水里跑腾。通讯《和旱荒作战的雷庄村》报道了雷庄村群众抗旱保收的作法。张国宁同志深入桑程等村采访夏收和支援前线发表了《桑程妇女加劲农业生产为支前做贡献》，及时把桑程村妇女生产、支前的成绩做了宣传。新正县马栏区二乡文书包轲岗的《冯背锅开荒》表扬了乡治安主任冯思义开荒地八亩的事迹。《新正抗属侯自醒妻勉励弟侄努力作战》报道了劳动模范抗属侯老婆劳动模范的事迹。报道张清益开创义田、推广新接生法的《义仓英雄张清益》等。指导群众防治麦牛的《麦牛，麦牛，烧酒就是你的对头》。报道群众选举情况的《思想不通，逃选，一夜白了头，觉悟提高，竞选，自己给自己投豆》，一语中的，简单明了。
铁匠郭自立说：“《关中报》通俗，写得真，印得清，我们工人看了容易懂，能从报上知道很多东西，还能当字帖一样的写字，当书本一样学文化。”
马栏市工会主任朱延桢说：“《关中报》开办时我还看不懂报，这几年来常看关中报，我也进步了，如今大字报大致都能看下去。《关中报》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识字的人听了也能懂。”
新正二区狼牙洼读报组马黑子说：“《关中报》是我增加知识的好课本，关于做庄稼讲卫生的事实和道理登得很多，我每天到地里生产，都带着《关中报》，歇下了就爱看它。”1945年春瘟疫流行时，群众请不到医生，报纸上连续刊载了各病种的药方，新正县三区一名群众，按报上药方，治好二三十人，该乡干部，常常按报纸布置工作，遇到困难，即在关中报上找寻解决办法。以上数例说明《关中报》是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
体现了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办报思想
《关中报》办到了群众的心上，想群众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供群众之所需，与群众生产、学文息息相关。一经和群众接触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关中报的记者能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能帮助区乡干部工作，使他们不感到报社记者到他们那里是一个负担，反而觉得记者对他们有帮助；能和群众一起锄草、碾场，帮助群众生产，不会妨碍他们的生产，也不感到有什么拘束。能与群众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炕，群众的灶台、炕头、案板，就是他们的办公桌，生产一线的情况就能很快见报宣传。
关中报的记者能深入游击队、部队，和战士融为一家，同行军，同打仗。行军休息了，腰酸腿疼的他们又拿起笔杆开始耕耘。战斗开始了，就和战士一样拿起枪杆子打击敌人。战斗间隙，他们拿起笔杆子将部队、游击队的战绩、感人的事迹，在第一时间发表在《关中报》上。《关中报》发表过的稿件中，百分之三十三为边区知识分子，百分之十八为边区工农干部，百分之二十一为群众及其他干部，而外来知识分子仅占百分之二十二。
记者们经常在田间地头和群众家里，调查了解群众的生产经验以及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人物，用通俗的群众语言介绍生产知识。例如，在苞谷地里锄草定苗时把地皮挖得不深，草没有锄净，叫“猫儿盖屎”；把派生的岔苗没有去掉叫“光棍挎娃”……说明只有精耕细作才能丰收。又如，根据天空云的变化了解天气：云往西涝池溢（下雨），云往南水上船（大雨、暴雨），云往东一场风（阴变晴），云往北晒干麦（晴天）。如果天空起雾，判断的预兆是：早晨起了雾，中午晒兔（晴）；烟雾上天，准备挂鞭（要下雨）；烟雾满地，套牛揭地（天要晴）等等。这些经验，来源于群众，应用于群众。
农民姜子玉说：“《关中报》对我们做庄稼帮助很大，常提醒我们啥时候下种，啥时候收割，我们都爱看爱听。”
有人振奋的说：“看到《关中报》传达中央的声音，就像见到了毛主席！”
总之，《关中报》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是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作为一份出版于战争年代、面向农村干部群众的地方党委机关报，以一种极具亲和力的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检查政府工作、报道地方和全国大事、分析国内外形势、关注群众生产生活的小事，在今天也是任何机关报学习的榜样。密切联系群众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报纸的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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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建群，旬邑县原底乡于家村人，现任旬邑县县剧院党支部书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