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荣 何金凤
〔摘要〕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陕甘宁边区外围的国民党统治区，尤其是陕西关中一带的乡村地区，在正确分析当地复杂政治生态的基础上，确立了针对乡村上层开展社会动员的策略。围绕乡村权力的动员主要分为政治权力动员和军事权力动员两个部分；在乡村权力之外，针对乡村知识分子、乡绅、回乡退役军人以及封建团体领袖等社会群体，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动员工作。通过团结争取乡村上层，将乡村各阶层群众动员起来，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抗战力量，也极大地拓宽了中共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统治区；乡村上层；社会动员；乡村权力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1]这不仅揭示了广大农村和农民对于支援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抗战动员提出了明确要求。学术界关于中共在抗战时期乡村动员的研究，以往主要着眼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群体上，集中于乡村下层农民群众的动员，尤其是通过中共基层组织对贫雇农等下层农民进行政策宣传、参军捐粮和组织抗战的动员；二是在地域上，则集中于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中共局部执政较为稳固的地区[2]。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于乡村上层动员的关注相对较少，着眼于中共根据地之外的国民党统治区的研究则更为鲜见。而实际上，中共的抗战动员并非仅局限于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在全面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在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的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广阔的国共交界地带，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共的社会动员具有多层次性特点，其中对于乡村上层的争取和动员，也成为整个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支持抗战、扩大中共政治影响同样具有积极意义。位于陕甘宁边区外围的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3]，一方面是属于国统区，另一方面由于接近中共权力中心，且在西安事变后即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在抗战爆发后很快就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力结构新旧交错”的状况，这使中共社会动员的政策策略也表现出变换多样的特点，因而成为能够体现中共对国统区乡村上层动员的典型。鉴于此，本文以微观政治动员的视角，选取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外围的陕西关中乡村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共在乡村上层抗战动员的微观考察，探讨中共在根据地之外“非执政合法存在”的条件下与乡村社会上层的真实关系，客观呈现中共在特殊环境下开展抗战动员的策略方式及成效。
一、陕西国统区乡村政治生态及中共对乡村上层的基本认识
抗战爆发后，随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中共的局部执政环境得到很大改观，而且在陕甘宁边区的外围地区，尤其是陕西关中一带，成为合法组织以后可以公开活动。然而，与根据地不同的是，这些地区大多没有经过深入的土地革命和阶级运动，革命观念并未深入人心，群众基础薄弱；尽管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并公开活动，但原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仍然占据着绝对的政治权力和统治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占据权力主体的国民党基层政权与获得“合法”地位的中共基层组织，实际上形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这决定了中共扩大活动区域、与旧势力争夺基层群众并坚定其抗战决心，必将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最为重要的抗战动员工作自然也就不会像在根据地内部那样容易。
乡村抗战动员的实质，是通过中共倡导的民族、民主等思想意识的有效下沉以及动员组织工作，增强乡村群众抗战的信念、信心和力量，制止消极动摇倾向，在巩固乡村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实现各阶层、各群体的抗战联合，以支持抗战的最终胜利。具体而言，国共双方在抗战的合作与竞争中对领导权以及基层群众的争夺，主要体现在征兵征粮、组织群众、抗战训导等方面，其中组织群众是关键的一步。就国民党而言，其下属的群众团体主要有西北青年抗敌协会、抗战建国团、妇女队等，而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群众团体则有青年抗日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小学教师战时教育研究会、夜校识字班、互助会、青年救国团等。这些团体有的是合法存在，有的是半合法状态，也有的甚至只能是秘密状态的。另外，也有像“后援会”这样的组织则兼有国共两党的影响，还有一些封建团体以及疑似汉奸类的团体。这些团体在各自政治组织的领导下，都对抗战动员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这些地方没有经历深刻的革命运动洗礼，国共之间的磨擦斗争又在所难免，加之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极易降低抗战动员的实效，这就给中共的群众工作和动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策略方法上的要求，即必须从能够争取的乡村上层入手，逐步纠正抗战动员中的问题，为实现全民抗战做好基础工作。
所谓“上层”即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定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并对社会事务具有一定支配力、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上层主要是集政治、经济、文化权威于一身的以乡绅为主的居村地主群体，他们在政治上承担了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桥梁中介功能，是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力量。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向社会基层的渗透，这一群体的成分逐渐变得复杂并充当起“国家经纪人”的角色，劣绅化趋势逐渐凸显，在其身份逐步分化的过程中，旧军人、旧团体领导者等身份使其政治态度呈现一定的复杂性。抗战时期，这些上层势力又表现出相当的落后性和一定的动摇性。面对全面抗战的大环境，他们的政治立场往往表现为在民族大义与旧式思想之间的观望和摇摆，在国统区尤其如此。在与中共根据地相毗邻的陕西关中农村地区，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为对这一阶层的团结争取及抗战动员提供了可能，这不仅使中共得以贯彻落实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也是体现中共争取农村领导权、进而改造基层社会、引领进步潮流的重要方面。
按照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的划分，乡村上层力量大概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乡村基层政权的官员及延伸人士，他们掌控着乡村基层的权力资源，主要身份包括“联保主任、保甲长、联队附、小队附、驻军、地方性的武装部队、保安队、保甲队的领导者”等；“一般的地主、富农及农村中的小商业经营者”，他们一般不掌控政治权力，却是旧势力的经济支柱；“在乡退伍军人、在野的社会名流”，其中包括众多的乡村知识分子（如小学教师），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民族民主意识，是重要的争取对象；“半封建的落后的团体与其领导者，及各形各色的农民群众小领袖”；等等[4]。为了争取和动员这些上层势力，必须对其进行细致分析，制定正确的动员策略，为此，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动员工作的难易程度对这些群体的情况作出如下判断：“最容易争取的首先是在乡军人及在野名流，因为他们：（1）受过相当民族意识的锻炼；（2）走过较进步的地方，眼界开扩〔阔〕，少保守性；（3）在政治上大部分是失意分子，想取得一部分群众。在日寇来时，作为恢复过去政治地位的资本，不得不对农民群众表示进步”，“较难争取的是联保主任、保长、中小地主、富农，因为与劳苦农民有直接利害关系——剥削压迫关系等”，“最难争取者为半封建迷信团体及其领袖，因为他们有反战的中心思想，甚至有些有日寇特务机关汉奸的背景”[5]。
中共之所以重视对乡村上层的争取和动员，与当时的乡村客观环境、上层对下层群众的影响作用以及对争取上层的可能性分析是分不开的。
一方面，乡村上层分子在中共的农村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决定了上层动员的必要性。在未取得政权的地区，中共虽然已经可以公开活动，但是与其领导政权的根据地相比，这些地区的群众觉悟尚有差距，工作基础比较薄弱。要实现对乡村民众的动员，就必须借助于掌控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上层分子的力量。为此，中共在明确农村上层阶级性质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他们在这些地方的民众动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37年，张闻天在《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必须使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适当的配合起来。上层统一战线是必需的。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本身的力量，同时便利于我们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工作。”[6]陕西渭华地区党委则在《关于渭华地区群众工作报告》中更为直接地指出：“现在在乡村作工作，不取得上层的帮助容易碰到阻碍。”[7]中共如此重视乡村上层工作，首先，是因为国统区的乡村上层掌握与占据着公开合法的各种机关，并与乡村政权相结合，如联保处、联抗敌后援会、社训队、各小学校长等；其次，他们往往拥有相当数量的新式武器，如保甲队、常备队、民团及在政府登记或未登记的枪支；再次，有些族长、士绅等农村上层分子一般都有着较丰富的社会经验与活动能力，在某种场合可以保障农民群众的小部分利益，“因此农民对农村上层分子不是□威的惧怕与慑服，便是盲目的崇拜与信仰，农村中任何事件发生农民总是看这些人眼色行事，或全部交给这些人处理，特别是在目前抗战阶段上，他们对农民的影响与作用（推动与阻止救亡参战运动）更加强大了。”正是基于对乡村状况的这种深刻认识，当地党委才作出了“抓紧农村中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在今天是特别需要的”[8]之论断。
另一方面，中共分析认为，乡村上层也具备动员起来的可能性。首先，抗战形势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日军侵略的深入，直接刺激了除汉奸以外的农村社会各阶层，并威胁到各阶层包括上层的利益，这逼迫他们不得不发生思想变化，并作出行动选择。其次，在国民政府号召抗战的大环境下，反对抗战是违反国法与舆论的，即使有少数人反对抗战或者不同情抗战，也只能是暗藏在心里，不敢公然宣布。[9]再次，在国统区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虽然国民党在当地处于权力统治地位，但是，“农村中一般的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空隙很大，只要我们善于把农村统一战线工作做好，经过联保主任、保长、教师，使农运不仅能够取得公开合法的发展，而且还能受到政权力量的帮助与配合”[10]。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是公开、合法、爱国的政党，这一“合法地位”使抗战宣传及动员不再需要刻意隐匿，这也消除了许多乡村上层人士的疑虑与担忧，使对他们的动员工作具有了可能性。为此，中共中央曾发出指示：“在统治阶级容许我们在一定限度内实行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时，我们应充分的利用这种合法的可能，培植与扩大我们的力量，争取我们的领导。”[11]正是在对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基本判断的基础上，中共才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针对乡村上层的动员策略。
二、围绕乡村权力的动员
乡村权力是支配乡村资源的外在性力量，主要包括乡村政治权力和乡村军事权力，陕西基层党组织在关中农村的上层动员即循此展开。
（一）乡村政治权力的动员
在国统的陕西关中地区，乡村政治权力主要掌控于国民党在基层的上层势力如保甲长手中，由于其对抗战救亡运动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巨大的支配力。因而，要掀起乡村各阶层群众的抗战热情，离开对他们的争取和影响，势必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为此，中共的乡村上层动员，首先围绕着国民党原有的联保组织展开，并分别采取了“内部改造”和“外部渗透”这两种方式。
1．内部改造
所谓“内部改造”，即通过中共对乡村联保组织的个人或组织的争取，在改造其思想政治倾向的基础上，增强其抗战救亡决心和对中共的向心力。在认真分析联保长群体的政治地位及行为特点的基础上，中共陕西党委通过个人和组织关系，多方接触联保长等上层人士，力图影响、争取和改造之，具体动员策略可分为个人接触、组织吸收、群众运动、“合法斗争”等四种方式。
（1）个人接触。个人接触是动员上层最初也是最常用的方式。在中共组织刚刚恢复不久的关中乡村，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进行动员也是必然的选择。一方面，与中共领导的南方根据地不同，陕西基层党组织大多由本地人组成，加之该地区原有的乡土关系（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尚未解体，比较容易建立个人关系。另一方面，这一地区虽处于国统区，但也曾经历过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例如1927年10月和1928年5月先后举行的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并曾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起义失败后，中共组织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保留下来，并与乡村中的其他阶层保持着长期而密切的私人交往。同时，乡村上层内部的矛盾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正是基于这些条件，中共在关中三路（原文地区代号，下同）某县，就“多方去和上层分子接近，争取了一些联保主任、保长”，“经过这些上层关系的掩护”，影响和团结了一部分上层群众，进而才能立足并顺利开展党组织工作。当地党委还计划将此关系进一步发展，由侧面取得的朋友关系与新来的县长接近，利用这个县长做些工作。[12]在该县后来的工作报告中也确实提到，中共当地党员观察新来的县长“尚好”，就去和他谈话，结果他采纳了中共的建议，准备大批调换联保主任，并根据中共意见制定了如下措施：“（1）联保主任须青年充任，自然老年有青年热情者可以的；（2）准备调换联保主任，选择候选人，候选人要有政治常识，粗通军事者；（3）联保主任最坏的准备枪杀一个，以警效尤；（4）既〔继〕任联保主任不得在本联任职；（5）联保主任任期一月至半年就调任其他联，每月需结束公布账目，随时要调任他联，不得连坐，好的也调换，坏的一律取消。”这样，该地中共组织与新县长建立了密切联系，以后他需要什么人才，中共即可以经过这种私人关系介绍本党党员去，即使他知道你是共产党，但只要“不暴露，不妨害他利益，切实帮助他”，就可以在县机关中存在。[13]与此同时，陕西中共基层组织还探索了“自上而下”反向接触的动员方式，即通过对县长的接触实现对乡村联保长地位的争取。这在乡绅保甲比较顽固而县政权比较进步的地区，作用更为明显。比如，当时有一个县，“士绅多顽固，但县长很进步，对我们很同情，已与×同志发生密切联系。我们更进一步要争取他，经过他的活动，准备取得几个中心联的联保主任。首先在行政上建立几个模范联，团结上层进步分子，影响与打击顽固腐化分子”[14]，使中共的群众动员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
（2）组织吸收。组织吸收是指通过将进步权力阶层吸收到党内或党的外围组织中来，从而争取乡村权力的动员形式。这一形式由于对动员对象的要求比较严格，一般只适用于进步上层的动员。在中共基层组织相对完善的地区，吸收进步联保主任进入党内，不仅可以利用其权力地位以及旧式关系为抗战救亡出力，而且可以使中共政策通过旧式权力体系得以贯彻。在1938年10月渭南县向陕西省委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到：“县城过去有二十七个同志，现发展到四十个（内有三个保长）。”[15]关中地区十一路四县一个区的党委在西安事变之后建立起来，也“吸收了几个上层分子，如联保主任、中心小学校长”等，按照当地党组织的指示，利用这些人的旧关系旧办法，成功解决了抽壮丁和派款等等问题，不仅在联保组织中贯彻了中共主张，而且因其在工作中“对于县府、党部的不贻误差事与应答适宜”，因而“取得了他们的相当信仰”[16]。这样，国民党的联保组织就部分地转变为中共的动员机构，使抗战动员工作在国统区乡村得到较好的开展。
（3）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和群众压力是中共动员乡村社会的一个基本方式，也是中共擅长的动员方式。尽管处于国统区，运动不可能大规模进行，但中共也适时调整并采用了这一形式，尤其是遇到比较顽固的分子，便通过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压力的方式促其转变或下台。来自陕西农运部的报告中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某镇联保主任对农民群众态度不好，特别是他的联队附经常绳拴鞭打农民，后来“有人在老百姓报上揭发其黑幕，他看见后戒心顿生，对农民的态度逐渐好转，并对救亡工作相当帮助。”[17]在1937年12月陕西省委扩大会议上，一位叫志翔的同志在发言时也提到，中共党员曾在一个地方发动群众进行反贪污斗争，反对一个联保主任，后来这个贪污分子用尽各种办法拉拢、贿赂群众，该地党员就请县政府一个官员来调查，但调查员也只是到其家中谈一谈，仍没结果，最后该地党组织“不得不运用群众力量，开群众大会请他去参加，要他报告帐目，结果把他赶走了。”后来选出了新的联保主任，“并且用许多合法的办法，使上级下委，结果得到了最后的胜利。”[18]同年12月，来自韩城县的一个材料中同样提及“乔南联保主任也非常贪污，在党领导群众正要驱逐这个贪污主任的中间，他逃跑了。现在正设法选举一个比较好的。”[19]由此可以看出，在国统区乡村，虽然群众运动的范围和幅度较为有限，但是在中共灵活运用各种舆论和策略的过程中，在与为恶的乡村权力的斗争中，仍显示出很大的力量。
（4）“合法斗争”。在中共革命的历史上，抗战初期是少有的能够开展“合法斗争”的时期。在乡村上层的动员中，虽则与乡村外的上层有一定距离，但是陕西关中党组织也及时利用这一平台，开展积极有效的“合法”动员。其中，渭华地区三县对一个为恶的联保主任田某的斗争历程，就充分体现了中共开展“合法斗争”的手段与能力。在这次斗争中，为了将这个作恶的联保主任拉下台，中共的动员策略可谓发挥到极致。首先，积极争取可靠绅士，特别抓住一个地位较高的老绅士，让他出来讲公道话，向县府活动。后来，顽固分子造谣引起老绅士的不满，当地党组织便趁机一再鼓励，老绅士很积极，说“不把田××闹倒我不做事了”，这就成功占得斗争先机；其次，用数十保甲长及民众代表名义向县府、专员公署、省政府递交呈文，并派人到省城活动，力图通过上层合法路线解决；再次，“经过党及各种社会关系”，将田某的罪状和真相向全县人士解释，特别“争取各联有地位的人对我们同情”，造成社会舆论向县府施压；最后，当少数人在斗争中动摇时，中共及时指出斗争的胜利前景及放弃的后果，防止其半途屈服。结果，在中共的各种“合法”策略运用下，基层联保权力沿着中共的目标实现了更替，成为在乡村成功开展“合法斗争”的典范。[20]类似的斗争方式在三原、蓝田等地也有体现，三原县委报告说：“三原党运用统一战线上下层的适当配合，曾和那些贪污的联保主任、坏蛋士绅、官吏作了无数次的斗争，逐去了许多坏官吏、士绅。许多联保主任、保长都是经过民选方式而代以我们同志与同情我们的群众。最近东寨堡也由我们同志领导清算与控告而撤销了他们的保长王某。”关于蓝田地区的一份工作报告则指出，因某联主任贪污，该地中共党员发动了一个群众斗争，当县长到某村联时，当地同志即“领导群众包围县长，立逼当时将旧主任撤职另行选举；在当日县长未得回县，当时就选举了一个新同志充任”，中共也借此在该地开辟了广大的保甲队工作。[21]这说明，当时的斗争动员形势总体上是可以利用的，在此过程中，也锻炼了中共在“合法”条件下的斗争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部改造”方式需要考虑诸多细节因素，为此，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也都很注意具体工作策略的调整。张闻天在给白区党的指示中就提出，到白区工作，“不是也不能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好人’的面目出现。首先应争取那些最下层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位置，如保甲长，联保主任，乡长之类”[22]，以防止引起戒备。陕西省委也作出了更为细致的指示：“不要色彩过重（特别是旧党员）的分子掌握上层机关，因为容易引起顽固分子的注意”，中共地方党或同志与上层人士来往“不可过于密切，过从时必须使顽固分子甚至两面派不知道，特别不要色彩重的同志和其来往”，同时还要“督促其忠实职守，廉洁奉公，帮助提早完成政令”；在上层活动的中共党员，则“不要其表示特别，并注意旧礼教、旧习惯”，要“对一般农村上层分子建立经常的关系，谈话时不要乱用新名词，尤其是党内的术语，并避免直接冲突，有的作必要的恭维”，而党组织则要“对同志少给任务，多给办法；对左倾群众只从侧面建议，不要直接命令，不可随便加以批评，并尊重其独立人格。”[23]这些具体指示，一方面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工作策略的灵活性，避免了上层分子对中共身份的顾虑，例如一个县已经争取的联保主任十分注意与中共的往来，不仅没有引起国民党的怀疑，还十分信任地委以重任。另一方面，这也保证了党的影响在上层中的存在，比如某县的联保主任是党已经争取的左倾人士，但国民党顽固分子视之为眼中钉，想将其打击下台，但因此人平时较为廉洁，加上共产党和群众的帮助，顽固分子也拿他没办法。
2、外部渗透
所谓“外部渗透”，即中共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和组织来动员、帮助党内同志或进步左倾人士争取乡村权力地位（特别是联保长），进而掌握乡村政治权力，并争取其他上层力量。1939年中共中央曾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对于下级地方政府机关（保甲与联保）……应尽其可能使之掌握在共产党员，左派人员与公正士绅的手中。”[24]陕西“蓝田工作报告”在提到保甲工作时也指出：“争取领导权和领导地位，来抓取地方行政及地方武装……以便在保甲中建立党的组织，去起核心作用。”[25]一般而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会采取“利用进步的上层（县长、联保主任等）关系，给同志或同情者取得联保主任、保长、联队附、小队附、社训队长等位置”或通过“抓住联保长中最坏的分子利用群众的压力给以打击（如反贪污、控诉、算帐等）”等时机，且主要是“在被打击者与其直属上级矛盾最尖锐时”，控诉的原告则要由有社会影响力的分子担任，并发动士绅起来反对，抓住其具体罪状，同时，“坏的联保长下台后，尽量争取同志接替，如不可能，帮助较进步的分子（不阻止救亡运动，对农民群众及我们态度比较好的）接替”[26]。在中共党内同志占据乡村权力后，便能够合法地顺利开展对其他阶层的动员，譬如三路某县某联有一个中共党员当主任，当地党组织决定办夜校，经过其政权推动，毫不费力地不几天就办起来了。[27]
同时，中共在采取“外部渗透”的方式时，还利用这一时期的合法地位，开展了相应的合法斗争，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在第三县，“经过统一战线的关系，在选举省参政员候选人时，我们的同志以十二票对三票而当选了”，由此可以证明，共产党的组织“在那里已和上层分子有了相当的联系”[28]。
当然，应该注意到，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尚薄弱，加之为了避免引起旧势力的警惕和怀疑，在某些情况下难以找到合适人选进入权力机构时，中共的策略则会加以变通。如十一路四县县委关于联保主任的产生问题，“估计到我们的同志或赤色的群众都是拿不出来与不能拿出来，因此决定了有社会坏门道而略同情我们的牛××上台。我们对外采取利用后援会学校上层分子教育他，建议他，用保长内的党团去督促他，用群众力量巩固他，可以说我们在各方面在有利抗战与不违害群众利益下支撑了他，因此他同我们的关系很好，已经做到互相帮忙的地步。”[29]
（二）乡村军事权力的动员
乡村军事权力主要是指乡村中的国民党民团、保安队、民间武装等，这一群体的力量不可忽视，“一切经验证明，政权力量与军事力量对于民众运动有极大的影响”[30]。据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贾拓夫在1938年的讲话可知，“陕西地方武装和散存在社会上的枪支估计有10万枝以上”，而“陕西的民间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仅10个县不完全统计就有53股，约1.5万至2万人，长短枪7000余枝。”[31]这些武装带有两重性质：一方面，他们是潜在的抗日力量，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悟，但因其地方性而带有民众自卫色彩；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国民党控制下的旧式武装力量，带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军阀作风，是乡村中可以争取但又需改造的对象。对于这样一些武装力量，1937年8月的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指导地位。并用一切其他合法的可能，达到这一目的。”[32]
与乡村中以联保为中心的政治权力的动员不同的是，乡村中军事力量的动员对中共组织和干部的要求更高一些，因为军事力量是国民党乡村政权的重要支柱，所以其动向也就特别敏感，这也就造成了国统区中共基层组织对其动员工作的一定困难。1937年的一份报告就指出：中共陕西党组织“在民团、保安队等地方武装中的工作非常薄弱。”[33]同年，《关于陕西党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中也提到“在国民党大量组织民团、保甲等地方武装部队中，我们工作是非常不够的，薄弱的”[34]。因而，对这些地区民团的动员和争取，就主要体现在与国统的关中地区相比邻的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35]在边区外围所开展的工作中。利用关中分区有利的地缘优势，对分区周边的民团进行策反，可以减少其对边区的侵扰，也可以改善国统关中地区的乡村政治生态，为当地党组织的活动创造有利环境。当时领导关中分区工作的习仲勋就曾指示说：“对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民团要多做统战工作，减少和阻止他们对边区侵袭骚扰。”[36]为此，关中分区党委分别对旬邑、潼关等地的民团进行争取、宣传和分化瓦解，使其中的民团头子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主要是通过秘密的个人联系来实现的。旬邑县的相关资料反映了这样一个很成功的策反事例：该县驻职田镇民团头子马宏德在中共抗日政策的感召下，与中共交了朋友，并给关中分区弄来25条枪，有力地装备了分区的武装力量，习仲勋说：“马宏德这样的人，就是革命的朋友，要多交这样的朋友”。[37]而当时中共已经争取的民团团长姚春桂，白天以民团团长的身份在职田镇履行公务，晚上就派亲信把他从城墙上吊下来，悄悄地找到习仲勋、张仲良、张凤岐等中共负责人“打麻将”，借机向共产党传送情报，并向分区输送子弹等军事物资[38]。此外，关中分区还“对正宁县民团团长王大牙、四村民团肖恩多、耀县民团大队长崔某、彬县民团李仰之、栒邑县民团郭相堂、太峪镇民团文干卿、宁县民团庞铭胜、北同官民团夏老幺等都先后做过多次争取、宣传、分化瓦解工作。这些民团头子，除栒邑县郭相堂等少数顽固分子外，其他人在新形势下对人民的态度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转变，很少侵袭骚扰边区。”[39]
由此可见，在国共交界地带，这种依靠上层动员实现乡村军事权力的争取还是可能的，但由于其敏感性和复杂性，其动员方式也比政治权力的争取更为隐匿，活动的范围和幅度也要小得多。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复杂政治生态中，围绕乡村军事权力的动员仍然是中共在乡村进行上层动员的重要方面。
乡村中的正式地方武装（包括保卫团、保安队等）以及各种旧式民众武装（如红枪会、黄带会等），也是中共对乡村上层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正式地方武装，中共的政策是“取得抗日政权下合法武装（如保安团等）及民众武装力量（如自卫队）的直接指挥权”[40]，并“给他们以正式的军事训练，使这些地方武装不但不因战争而溃散，相反的，要使他们成为游击战争的骨干。”[41]陕西省委给蒲城工委的指示中也提出要求，“应该利用各种方法和机会”进行保安大队的工作，而且“需要指定和派遣极好的同志，打入保安大队去”[42]，由此可见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对于非正式的各种旧式民众武装，中共中央的意见是，“必须注意到，这些武装许多是在半宗教性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等）领导之下，如果长此下去，有些部分客观上甚至有被敌寇利用的可能”，因此，要改正“不理这些武装……甚至歧视这些武装”的错误态度，“使他们在敌人侧面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辅助前线军队进行打击敌军和歼灭敌军的战斗，这是非常必要的。”[43]陕西党组织“在工作方法上先是从上层着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以私人名义交朋友，结拜兄弟，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建立威信，协助改造不良习气”[44]，然后“用一切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吸收他们参加抗战，在抗战中改造他们并使他们进步”[45]。这样，在乡村军事权力中，中共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相应的动员争取工作，给党自身发展及群众动员赢得了较好的环境，也为抗战争取了更多积极力量。
除民团和地方武装外，驻军也是重要的乡村军事力量，需要开展相应的争取工作，以建立较为宽松的比邻关系，并防止其阻碍抗战动员。比如，《蒲城工作谈话记录整理》这份文件提道：驻军冯钦哉的42师一个团，特别是政训处，在蒲城不准看《解放》、《群众》，还禁止写民主政治、国共合作等进步标语。《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前，政训处人员还曾写过“谁要讲民主政治谁就是汉奸”，中共发动的“自愿兵是二年的死狗、流氓”，“中央社前线的胜利消息是假的”，“总裁就是独裁，要实行领袖政治”等口号。蒲城党组织发动一些社会名流及部分老绅士去质问，结果团长替其道歉、解释，又经原有的上层关系拉拢，后来变得好些了。当地共产党在后来的工作中，也不给他以任何口实，而且“每在开大会或开抗敌后援会时，请他出席及讲演，并大批印刷抗战建国纲领”等。这样，在较为宽松缓和的关系中进行抗战动员，使“保安队……完全在我们影响下。分队长有我们的同志”。[46]
总之，地方党组织在乡村的军事权力中，运用各种秘密的或是公开的、温和的或是激烈的方式，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成功的统战工作，为乡村抗战动员及根据地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乡村权力之外的动员
在乡村权力之外的社会领域，也存在着诸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上层势力，其中既包括掌握乡村话语权的乡村知识分子（如教师），也包括具有一定社会权威的乡绅及退役军人，还包括旧组织中的小团体领袖。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人的动员及争取，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社会基础，并使之成为中共联系其他权力上层的桥梁和中介，同时，这些人在政治地位及文化水平方面的优势也为争取和动员工作创造了条件。当然，由于这些人群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在实际动员工作中需要区别对待。
乡村知识分子主要是小学教师群体，他们因思想倾向上的进步性和在乡村中的特殊地位而被当地党委称之为“桥梁阶级”，在中共与其他阶层的关系中往往起着关键作用。1939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特别注意乡村小学教师中的工作[47]。陕西地方党委也明确指出，“在农村，特别是在开始工作时要抓紧小学教师农村知识分子工作”，因为这些人“文化政治水平较高，容易接受进步思想，且在当地往往被一般农民所信仰，特别是小学教师和群众联系密切，有职业，奄获〔焉或〕有固定地址，更便利于工作。”对这些人的争取，主要是通过人员渗透、组织教育和充分发挥其“桥梁作用”等方式进行。首先，地方党组织经常有计划地向各小学校派驻干部或进步学生充当小学教师，还要求发动城里的学生党员到本村去开展工作，尤其发展小学教师。与此同时，强调“充分利用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社会关系及职业的便利”[48]，去联系尚未受中共影响的教师群体。其次，积极将乡村教师组织起来加以教育，比较普遍的是组织“教师训导会”，以中共党内同志为主对教师进行进步教育，对于较进步的教师群体，这样的方式比较有效；同时，当地党组织还发起了一种公开合法保证有中共领导的团结乡小教师的群众组织——“小学教师研究会”，由党内同志担任负责人，在乡村开展募捐、慰劳、宣传等工作，并取得了当局的认可。再次，发挥小学教师的知识分子作用以提升其地位，也是争取他们的一个重要手段。关中某县一个中共党员就通过个人关系联络上一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在他们的赞助下搞募捐，到西安购买了大量书报刊物、抗战挂图，还“把那一联的名流、士绅、教师都拉拢过来”，成立了一个筹备会，起名“抗战图书馆”，并取得合法地位，还请县长题了字。更重要的是，这个图书馆还具有组织意义，即可以此来团结乡村上层分子，“在政治上影响他们，教育他们，使之成为乡村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49]
乡绅阶层是潜在的乡村权力阶层，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中的豪绅对乡村权力具有直接影响，“地方豪绅势力很大，一个县长不听豪绅的话无法立足，甚至最落后的县份……绅士可以左右一切，联保主任和县里各机关的人本身就是豪绅或和豪绅有关系的人”[50]。在中共的阶级谱系中，豪绅本是阶级革命的对象，然而在抗战时期，他们又确是可以利用和改造的社会力量，因此争取他们就成为上层动员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中央就曾指示：“与一切公正士绅及还能帮助抗日的地主商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统一战线，例如鼓励他们捐钱捐粮捐枪帮助抗日及和他们保持必要的连络等。”[51]陕西地方党委也指示各级组织，要“争取名流士绅，并和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52]由于士绅阶层处于权力结构之外，加上乡土传统的影响，一般都具有看重“地位”的虚荣心理，为此，中共抓住其这一特点及时适当地给予了精神上的鼓励，使之在倾向上更加接近中共的进步主张。一方面，巩固他们在乡村事务中的地位。士绅阶层本身也是传统乡村的经济权威，通过发挥士绅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使之成为事业领袖，亦可实现进步动员的作用。在关中某县的一个区，当地区委就发动上层士绅创办合作社，在中共党内同志的帮助下，不仅改善了农村经济，而且成功联络了上层士绅，并在当地树立了相当信仰[53]。此外，如前述在发动对贪污分子的斗争时，争取士绅的同情和支持，也是争取这一乡村上层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满足他们看重“地位”的虚荣心理。比如有的中共地方组织就邀请士绅“参加各种群众集会（群众大会、座谈会、联欢会等）”，并使其为主席团成员或作特约讲演，目的是“使他心上高兴（爱顾面子）”；同时，利用乡土旧习惯、旧形式给予士绅足够的恭维也是一种动员手段，例如某县一富豪，“救国会给他送了一个‘救国员外’的牌挂在他的门上，结果很慷慨的给二十九军捐了二百块钱，几十石麦”。另外，发挥中共在群众矛盾纠纷中的调解作用，树立共产党在包括上层在内的农村各阶层中的威望，也是中共独辟的争取上层的一个蹊径。关中某村“一个贫农没有麦种籽，向某富农家去借，富农不给，结果冲突了，同志从中劝解，使双方都让些步，双方都很满意，不久贫农成为我们的同志，富农成为同情者”。[54]运用这些灵活多样的策略措施，使士绅阶层成为支持抗战、支持中共乡村工作的重要力量。
国民党回乡退伍军人同乡村知识分子一样，是乡村上层中最容易争取的一股重要力量，对他们进行争取动员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陕西关中国统区，这批人“数量多，能量亦大，大都是地方名流，与地方政权、士绅及在职军人都有联系，与国民党中央系有较深的矛盾，同情共产党”。因此，中共确定对这一阶层的政策就是“集中力量争取之”，具体做法是“与他们广交朋友，讲究社会道德，重人情世故，谦虚谨慎，尊重礼遇，并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对进步的，帮助其巩固扩大社会基础；中间的，通过一切办法，使其接近我们；有成见的，循循善诱，解释误会，使其逐渐转变态度。经济文化方面予以合作，吸收他们共同办工厂、学校、报刊，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照顾其经济利益，使之成为抗日的可靠的同盟者。”[55]
同时，中共还注意到回乡退伍军人在武装农民群众、支持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陕西党组织在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经验时就指出：“乡村中的退伍军人，将来在抗<日>游击战中会起很大的作用，必须加紧对他们的工作，宣传说服他们来参加武装农民的工作，并准备必要时参加游击战斗。”[56]陕西省委给蒲城工委的指示信中也提到，“这些人因为他在外面当过兵做过官，跑过的地方多，比较没有出过门的乡下佬见的世面大。所以在乡村中，一般的说起来是比较受人尊敬、有相当地位”，故“应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机会和方法，加紧抗日宣传，把这些在乡军人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可能时，立即武装起来，不要把他们一律看成军阀的残余而加以歧视。”[57]以上这些认识和做法，体现了中共在抗战动员中对国统区各个阶层的客观态度、准确分析和灵活策略，使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尽自己的能力来支持抗战斗争，坚守民族大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阶层不同，包括回乡退伍军人在内的在乡名流们也保留着诸多特殊的挑剔习惯。一份报告提到这样一个事情：中共蒲城党一个同志第一次去会见一退职旅长孙某，孙某很热情救亡运动，谈得也相当投意，“我们这位同志谈高兴了，不知不觉的便把袜子脱下来抓脚，当时惹起孙的讨厌，以后再不谈了”，“又如见官不刮脸，带眼镜都惹起对方的反感”[58]。可见，中共在争取这些乡村名流人士时，不仅考虑其利益关切，更注重动员时的工作细节，这也是对这一阶层动员的复杂性之一，否则可能难以实现动员目标。
乡村中会道门等封建组织虽带有农民群众互助自卫的性质，但是由于其封建性和落后性，又常常为反动上层所利用，其头目本身也是上层中较为落后的一部分。对这一部分的争取和动员，则更显困难与复杂。在陕西国统区，主要存在着同善社、弟兄团、羊头会等组织。中共的基层党委首先注意到其组织体系的可利用，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封建意味的旧的农民组织形式可以利用去组织无组织的农民”[59]，如四县某地因抽壮丁不公平，中共当地党员便“把两个大村子的数十单丁都组织成弟兄会，目的是双丁未抽完以前，保长要拉单丁，大家共同对付”[60]。同时，也强调要加强对这些封建组织体系及其头目的改造和引导，即“必须把它装进新的内容，灵活地适合具体环境的去运用它，不要机械的形式决定了内容，变成群众的尾巴，老跟上群众跑。”[61]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组织虽然有一定影响，可是在一般群众中的印象并不好，加上他们的封建动摇性，其所能团结的群众也比较有限，因此需要通过改造、教育、整顿使其逐步好转，这样才能成为抗战可以利用的资源。
四、结语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危机中走出来并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性变化，既是其在抗日根据地成功开展局部执政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利用合法半合法方式在周边国民党统治区域实践抗战动员的结果。其中，对于乡村上层的争取和动员，由于突破了之前仅局限于下层革命动员的实践范围，为中共在国统区构筑了远比过去广阔得多的群众基础。这一成功实践既消除了这些乡村上层原有的怀疑、敌视和偏见，又有效地巩固了国统区各阶层的抗战决心，还扩展了中共在这些地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和中共在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国统区乡村上层的社会动员及其影响也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壮大的一个绕不开的原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中共对国统区乡村上层的动员，也为抗战后中共在人民革命中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实行正确的动员方针，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和依据，从而为中共带领人民群众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作者王晓荣，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金凤，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119）
* 本文是2013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梦述论”（13ZGM006）和2014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组织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研究”（31920140005）的阶段性成果。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2页。
[2] 代表性的成果有翁有为：《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概括了包括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在内的中共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主要着眼于陕甘宁根据地，研究了中共通过社会教育运动对普通农民尤其是下层农民的政治动员；朱德新：《从冷漠到投入：冀东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探讨了中共在冀东抗日根据地如何调动起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从宏观意义上探讨了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的各方面因素，并提出在此过程中农民自身利益动机的影响，总体上主要着眼于普通农民；等等。
[3] 中共在抗战时期的陕西组织分布在两个不同政治区域：一部分是陕甘宁边区管辖的陕西北部抗日根据地（含关中、三边、延属、绥德、陇东等五个分区）；另一部分是国民党统治的关中和陕南地区。关中地区除北部的淳化、旬邑、耀县的部分区域属于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外，大部分地区和陕南地区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组织由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领导，在国统区的组织则由陕西省委领导。参见《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9—450页。
[4]《陕西省委农民部关于两年来陕西农运的总结》（1939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1992年，第48页。
[5]《陕西省委农民部关于两年来陕西农运的总结》（1939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50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7页。
[7]《关于渭华地区群众工作报告》（1939年），《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三）甲14，1993年，第146页。
[8]《陕西省委农民部关于两年来陕西农运的总结》（1939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9页。
[9]《陕西省委农民部关于两年来陕西农运的总结》（1939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9—50页。
[10]《三路半年来工作总结——半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30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32页。
[12]《三路半年来工作总结——半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32—433页。
[13]《三路工作报告（三月份）》《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3—4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二）甲13，1992年，第71页。
[14]《三路二县工作报告》《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391页。
[15]《渭南县工作报告》《陕西省委关于各地十月份工作报告汇录》（1938年11月3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年（二）甲11，1992年，第231页。
[16]《十一路四县县委工作报告》《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518页。
[17]《陕西省委农民部关于两年来陕西农运的总结》（1939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54页。
[18]《农村工作的经验——志翔同志在十二月省委扩大会议的发言》（1937年12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二）甲9，1992年，第278页。
[19]《韩城工作报告》《陕西省委关于各地工作报告辑录（一）》（1937年12月—1938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二）甲9，第151页。
[20]《关于渭华地区群众工作报告》（1939年），《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三）甲14，第128—129、131—132页。
[21]《三原县委报告》《蓝田工作报告》《陕西省委关于各地工作报告辑录（一）》（1937年12月—1938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二）甲9，第142、158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31页。
[23]《陕西省委农民部关于两年来陕西农运的总结》（1939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52、53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0页。
[25]《蓝田工作报告》（1937年7月29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一）甲8，1992年，第288页。
[26]《陕西省委农民部关于两年来陕西农运的总结》（1939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51、52页。
[27]《三路半年来工作总结——半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30—431页。
[28]《三路半年来工作总结——半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33页。
[29]《十一路四县县委工作报告》《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520页。
[30]《两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关烽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上作的结论》（1938年12月11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年（二）甲11，第321页。
[31]《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第476—477页。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19页。
[33]《一年来陕西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及目前工作方针——关烽同志在十二月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12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二）甲9，第219页。
[34] 康乐：《一年来陕西党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1937年12月12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二）甲9，第385页。
[35]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后，于1935年11月决定成立关中特区委员会。1936年1月，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基础上成立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隶属中共陕甘省委领导。5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关中临时特委划归中共陕北省委领导。9月，习仲勋、郭炳坤、张策等人奉派回到关中逐步恢复苏区，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习仲勋任书记。12月，关中特委划归新建立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1937年4月，中共陕甘省委再次撤销，关中特委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9月划归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10月，关中特委党代表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委改为关中分委，并选举成立了关中分区委员会。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以及同宜耀，它与陕甘宁边区其它分区相距较远，但与国统区的关中地区相毗连，统一战线工作一直是党的工作重点。参见《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第313页；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第9、18页。
[36]《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337页。
[37]《习仲勋纪念文集》，第338页。
[38]《习仲勋在旬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3页。
[39]《习仲勋纪念文集》，第337页。
[4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87页。
[41] 关烽等：《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意见》（1938年8月1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年（二）甲11，第11页。
[42]《省委给蒲城工委的指示信——关于党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1937年9月9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一）甲8，第362页。
[4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62页。
[44]《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第477页。
[45] 关烽等：《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意见》（1938年8月1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年（二）甲11，第11页。
[46]《蒲城工作谈话记录整理——蒲城县书、组织部长、青委、统战部长的谈话》（1938年12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年（二）甲11，第363页。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71页。
[48]《陕西省委组织部关于两年来组织工作概况报告大纲》（1939年2月29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344、349页。
[49]《三路半年来工作总结——半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21页。
[50]《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对国民党陕西地方政府进行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1939年2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325页。
[5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91页。
[52]《三路半年来工作总结——半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33页。
[53] 参见《十一路四县县委工作报告》《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534页。
[54]《陕西省委农民部关于两年来陕西农运的总结》（1939年1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54页。
[55]《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第477页。
[56]《一年来陕西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及目前工作方针——关烽同志在十二月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12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二）甲9，第216页。
[57]《省委给浦城工委的指示信——关于党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1937年9月9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一）甲8，第362页。
[58]《贾震巡视陕西党的工作的报告》（1939年2月10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105页。贾震，山东乐陵人，1937年6月到达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文书科干事，8月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1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科干事，后任陈云的机要秘书。
[59]《三路半年来工作总结——半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27页。
[60]《关于渭华地区群众工作报告》（1939年），《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三）甲14，第122页。
[61]《三路半年来工作总结——半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陕西省委秘书处关于各地工作报告摘抄》（1939年1—3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甲12，第4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