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73)
杨宗耀，陕西栒邑(今旬邑)人，1910年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关中分区新正县三区（阳坡头区）五乡（义阳）书记、湫坡头区委书记兼县委宣传部部长、马栏区委书记、中共邠栒工委书记、中共栒邑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邠县地委统战部长、陕西省委统战部干部处处长、陕西省人委参事室副主任等职，1973年4月病逝，享年63岁。
舍生忘死为革命 英勇机智传佳话
杨宗耀生于前义阳村（今马栏镇前义阳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6岁给地主家做长工,后被骗到军阀井岳秀部队当兵饱受苦难。1928年5月的栒邑起义使杨宗耀思想受到触动。1929年，中共栒邑特支号召所部党员，深入农村发展新党员、建立新支部，蒲玉阶以国民党栒邑县教育局教育科督学身份为掩护，在义阳村发展杨宗耀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前义阳村支部，肖思忠任支部书记。
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一带领导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 铲除封建剥削，宣传革命道理，建立革命根据地。1933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下失守，革命进入低潮。杨宗耀坚持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组织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并担任了赤卫军大队长。
杨宗耀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栒邑县政府注意。1935年3月（农历），杨宗耀被职田民团秘密逮捕。团长马宏德带头审训，见言语威胁不起作用，便刑讯逼供，拿砖砸他脚踝骨直到鲜血直流，问他什么时候投奔红军的，杨宗耀一口咬定没有投过红军，马宏德使出浑身解数也未审出结果。第二天国民党栒邑县县长高越天到职田镇亲自审讯杨宗耀，他命打手拷打杨宗耀逼供，动用了六人杠刑，见杨宗耀晕过去用凉水激醒，团丁用鬼头刀划破杨宗耀上衣讯问：“见过刘志丹、高麻子、谢子长没有？”仍未问出结果。期间，无论怎么威逼利诱和刑讯拷打，杨宗耀在忍受身体与精神双重折磨中，始终未吐露一字党的秘密。
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闻知杨宗耀被捕，发动群众进行营救。职田镇周边村群众筹集120元保费，向高越天递交了保状。杨宗耀家人托人向高越天送上30两大烟土、60块现大洋（其中30块是苏区群众凑集）。由于国民党没有杨宗耀投红军的证据，在收了贿赂和保状情况下，放了杨宗耀。
获保重得自由的杨宗耀继续执行党交给他的革命任务。他很有胆识，一次带领赤卫队员执行任务路过一村子，晚上为住宿问题发愁，前去打探的赤卫队员报告村子里大财东家院子有空房，但前院已经住上国民党的兵。杨宗耀让这个队员再去查看，并嘱咐他看后院有无住的地方，有的话就住进去，告诉财东家放聪明点，不要在自家院子惹麻烦。起初大家都很惊诧，杨宗耀告诉队员财东绝不会让‘国’、‘共’两家在他的院子里打起来，他又提醒赤卫队员们把武器藏好，不要暴露自己。正是利用财东家的这种心理，杨宗耀领着这些赤卫队员大摇大摆地住了下来。那些“剿共”的国民党军队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天天要抓的赤卫队就在眼皮底下却浑然不知。“国共两军夜宿财东家”一时在当地迅速传开，杨宗耀的胆识和智慧受到上级和同志们的夸奖，他后来给大家解释说：“做秘密工作就要随机应变，学会临机处置，往往看似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由于革命出色，杨宗耀于1937年1月至5月被组织派往关中分区党校学习，1937年8月至1940年5月担任中共新正县四区(湫坡头区)区委书记，期间兼任中共新正县委宣传部长 。
假特务换真情报 关中谍报立功勋
1940年，习仲勋调杨宗耀到分区保安科“外勤组”工作，负责和张占英联络。“外勤组”系中共情报组织，负责和打入国民党内情报人员的联络工作。
张占英是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细咀子村人，参加革命后曾任陕甘红军游击队5支队队长，1938年叛变。加入“中统”，后经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争取成了共产党的“内线”。
杨宗耀和张占英联络地点主要在国统区和分区交界处新正县三区六乡青村咀以南一个仅三四家的小庄户。这里三面临沟，距青村约一里多地，途中只有一片无人田野，是一个理想接头之地。张占英妻哥张恩娃家就住这里。张占英每次以走亲戚掩人耳目，在这里和杨宗耀见面传送情报。
1940年10月某天，张占英第一次约杨宗耀在这里见面，告知国民党保安团的驻地、分布、装备及工事修筑情况，并交给了写有保安团日常活动情况的纸条。杨宗耀回关中分区后向习仲勋当面做了汇报。习仲勋甚为满意，表扬他说：“当初让你干情报工作，你还老大不乐意。你看，这有多重要！这就是战果嘛。掌握了国民党的动态，我们就主动，就能减少损失”。
1941年1月至1943年12月，杨宗耀在新正县做白区工作，以新正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名义对外进行革命活动，打入了国民党中统被中统陕西省调查室编号“忠勇0059”，领导张占英、杨宏超(杨宗耀侄子，是张占英发展的助手和打入中统的共产党“内线”）“以假换真、以公开换机密、以过去换现在”，以探亲和回家名义，往来于分区和国统区，将获取国民党真情报及时交关中分区保安科。
为审查中统发展的“特情”人员，郭永平（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从西安专程来栒邑与杨宗耀会面。这是一场真假特务的对手戏，另两人是张占英和杨宏超。对此，关中分区保安科非常重视，就见与不见及见面地点、时间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研究。见面那天，杨宗耀来到青村咀分区我方塬畔，对面国统区沟畔出现3人，分别是张占英、杨宏超及中统特务郭永平，双方慢慢走到沟底，各自坐在来时坡上。
郭永平先与杨宗耀谈，他以《三国演义》试探杨宗耀是否识文断字。张占英怕暴露身份，赶忙接过话头告诉郭，杨和他一样不识字。郭永平不甘心，又以，三国戏试探杨，以三国时期魏、蜀、吴，曹操、刘备、孙权争天下提起话头，借古喻今，汪精卫投降了日本当汉奸，不得人心，长不了；共产党在这穷山沟里瞎折腾，没有苏俄的支持一天也混不下去；将来的天下肯定是蒋委员长的，边说边看杨宗耀反应。杨宗耀默不作声，边抽烟，边不时地朝分区一侧看，表现出害怕不安的样子。张占英在沟中间不停来回走动，显出担心害怕的样子。杨宏超和郭永平并肩坐着。郭永平看杨宗耀心神不定，再看张占英表情，他也心神不定了，事先想好的话题一下被莫名的恐惧冲散了。张占英不失时机对郭永平说：“咱们走吧。以后有机会，再安排郭先生和杨先生见面！”郭永平希望尽快回到国统区，便与杨宗耀告辞。郭永平的审查就这样被机智化解了。
1940年10月至1943年，在杨宗耀领导下，张占英、杨宏超共报回国民党绝密文件50多份。这既有原件，也有抄件，多数由杨宗耀带回分区。这些绝密情报在“反磨擦”斗争中，为党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部分曾作为情报范例在延安展出。关中分区在国民党包围之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在反封锁、反磨擦、反蚕食、反渗透的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保证了抗战时期边区人员和物资南向流动的畅通。
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运动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开始出现“左”的倾向。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将延安整风审干的反特斗争的错误严重扩大化。边区多数边区干部被因怀疑参加了国民党“中统”和“复兴社”两大特务组织，开始在内部大抓特务。杨宗耀、杨宏超叔侄本来是奉命打入中统的情报人员，这时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此时的关中分区，习仲勋已经调离，“抢救运动”搞得人人自危。关中分区司令员文年生的夫人苏枫和妻弟被打成“特务”，专员兼保安科处长汪锋被怀疑为“特务”，分委驻地新正县只有3个干部是“干净”的，其余全部接受审查。时任新正县统战部长杨宗耀被人黑夜带走，押往富县，由中央派员直接审讯。好在他当中统“特情”不到两年，事事有人证明，件件有记录。杨宗耀把每次送出去的“情报”都记在本子上，送了什么，是谁批准的，一清二楚。《新华日报》是中共公开发行的报纸，《关中报》是中共关中分委油印小报，这两份报纸涉密不多。唯有《共产党人》是党内刊物，其第八期曾被国民党抢去100多份，已经失密，因此“边保”和关中地委才同意由曲继先批准拨给外勤使用。因此送给国民党的情报要么是公开的秘密，要么是过时的，要么是假的，而从国民党那里获得的却是真实的军事力量部署图和特务活动网络。
杨宗耀被关了两个月，由于事实清楚，很快被摘掉了“中统特务”帽子，回到关中继续为党工作。1944年1月至9月，杨宗耀被组织派往延安西北党校学习，由于有情报工作经验，党校学习结业后在马栏区担任了区委书记，之后又调任关中分区保安科任职。
杨宗耀在关中分区情报工作中与习仲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43年正月15日，杨宗耀母亲因病逝世。闻知老太太逝世，习仲勋回想起自己在关中分区工作期间，常到杨宗耀家，谈工作叙友情。杨老太太热情、好客，亲自下厨做饭与他唠家常，视己为亲人，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勋回想起她的音容笑貌以及因为儿子参加革命而担惊受怕，不免生出一阵伤感。他对杨宗耀说：“你母亲逝世，我没有赶上为她老人家送行，‘三周年’我一定去。”杨宗耀说：“你工作那么忙，就不必了，心到了就行了。”1946年正月15日，杨宗耀母亲逝世3周年祭奠活动，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亲临现场，并赠送一块木匾，上书：“懿德存范”。这一举动体现了他和杨宗耀间的情谊，也是给予这个革命家庭的一种荣誉；“懿德存范”在称颂逝者品德的同时，鼓励杨家睦邻友人跟共产党闹革命。这时，杨氏家族在杨宗耀、杨宏超两位共产党员之外，又增加杨宗耀的弟弟杨宗万这一位，他在习仲勋创办的“关中师范”上学并于1944年由习仲恺介绍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动员群众支前线 解放战争建新功
为适应解放战争需要，1946年10月，中共关中地委派潘远志在赤水县丰泉区成立了中共邠（邠县）栒（栒邑）工委，活动于栒邑及邠县泾河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秘密从事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地下武装斗争。1947年2月，杨宗耀接替潘远志任中共邠栒工委书记，在国统区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部36师、76师自栒邑、淳化、邠县向关中分区和陕北大举进攻。形势危急，西北野战军某部大量财产、现金来不及转移。时任邠栒工委书记杨宗耀，迅速动员群众，组织80头牲畜将“西野”这批包括黄金、白银、银元在内的巨额财产全部安全转移，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有益贡献。同时，他协助惠建南组建了邠栒游击队联合总支队并出任政委。
5月，地下党员马志超领导国民党保安大队武装起义，栒邑县城获得解放。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共关中地委撤销了邠栒工委，成立了中共栒邑县委，杨宗耀担任中共栒邑县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栒邑县委成立后，在杨宗耀领导下立即开展区、乡党组织的组建工作,组织县大队及游击支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保安团、队的活动，使其龟缩在城镇，不敢分散到农村活动。同时，认真贯彻“一切为战争”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在石门、马栏办粮台，动员群众缴纳公粮，给野战部队储备粮食，组建担架队，运输队等项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如梦方醒，才知道在情报战中上了共产党的当，于是悬赏捉拿杨宗耀，捉不到，就拿其亲属出气，将他家房梁锯断、磨盘砸碎，整院炸为废墟，其弟杨宗兴被严刑拷打。杨宗耀化仇恨为斗争意志，在领导人民开展斗争中再建新功。他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为解放军筹军粮、军鞋，组织起1000人担架队随解放军十八兵团入川，救护伤员和直接参战，受到贺龙司令员嘉奖，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返回栒邑。
持节秉廉含冤死 昭雪高风励后人
建国后，杨宗耀先后任中共邠县地委统战部长、陕西省委统战部干部处处长，1961年6月调任陕西省人委参事室副主任。
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领导“习仲勋专案组”对习仲勋抗战时期领导的关中情报战大做文章。他们想通过把杨宗耀、杨宏超叔侄定义成真特务，从而顺理成章把习仲勋打成特务。正如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尔重后来所说那样：“搞杨宗耀的问题就是要搞习仲勋。”
1966年4月，杨宗耀被秘密隔离。在审查过程中，他没有按照专案组要求去“揭发”习仲勋，而是实事求是道出历史真相，给后人研究和了解习仲勋所领导的情报战留下了宝贵资料。他坚信并告诉家人：“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1973年4月11日，失去自由7年之久的杨宗耀在狱中逝世，时年63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2月21日，陕发【1978】34号《关于杨宗耀同志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 就1941年杨宗耀加入中统“特情”问题予以澄清》，对杨宗耀历史问题进行了平反。1979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为杨宗耀举行了平反昭雪和追悼大会，省委书记李尔重亲自主持，肯定和赞扬了他革命的一生，对文革中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了彻底平反。习仲勋、汪锋、赵苍璧、赵守一、于桑、李启明等领导同志，或发唁电、或送花圈，以示悼念。
杨宗耀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高风亮节，在蒙受冤屈时仍坚信党和人民及自己的革命信仰。他是一名勇于牺牲、纯粹、坦荡、优秀的中共党员，是值得栒邑人民纪念和怀念的光辉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