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1919.1-1944.1）
周维同志，中共党员。1938年初，响应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历尽艰辛来到陕甘宁边区，先后在泾阳县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培训班受训，毕业后，先后任关中分区淳耀县完全小学教员、教务主任，新正县第一完小教务主任。1939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教员、教务干事等职。1943年冬，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遭批斗殴打不幸去世，年仅25岁。后经关中地委甄别平反，周维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好教师。关中师范师生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将他葬于马栏黑牛窝关中师范校址北边坡下，让他长眠在这片曾奉献青春和智慧的土地里。
富家子弟“闹革命”
周维，原名李家载，字仪翰,1919年1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新津县邓双乡季河坝李巷子一富足大户人家。他自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7岁起入读邓双季河坝罗庙子小学，后进入新津县立初级中学就读。他性格开朗，喜欢追求新生事物，每次放学回家路过新津车站（地下党交通站），看到发放的革命传单，便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认识。听到学校老师和乡亲们说起距新津80余里的邛崃天台山、太和等西部山区“闹红”的事情，更加同情红军、支持红军北上抗日。
1936年8月，秉承李家“耕读传家”的祖训，李家载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成都著名的私立协进中学。协进中学的前身是创办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省立一中，1933年川军革命将领张志和及陈离等在原省立一中校址上创办了协进中学。在学校训育主任洪沛然（地下党员）等人组织和领导下，协进中学成为我党在成都的一个据点。
在校期间，李家载深受革命思想熏陶，与该校地下党学生支部的负责人蒋朝富（李士彬）来往密切，后经蒋朝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校党支部组织的抗日救亡读书会、研究会和各类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寒假，李家载、蒋朝富等新津同学约集外县党员同学、回乡旅蓉同学等20多位青年学生，组成“新津县旅蓉同学寒假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卷着铺盖，爬山涉水，不辞劳苦到新津县各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被群众誉为“新津第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伍”。李家载利用家里富足经济条件，积极为宣传队提供物质帮助，还在家中存放印有粉红色朱毛头像的革命书籍和大量宣传资料，为此李家还受到当局的监视。
响应号召赴边区
1938年初，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我党领导的进步力量在协进中学获得大发展。李家载等一批二三十人的协进中学革命青年决定响应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奔赴延安。同年7月，李家载与曾淑群（革命烈士）等人结伴冲破国民党封锁线，辗转近3000余里，到达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
在边区，李家载改名周维（将父亲的“字”维周两字倒过来，随母姓，意为参加革命怀念亲人），进入驻看花宫（今旬邑县湫坡头镇看花宫村）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边区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5月，“旬邑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迁回延安，周维随即转入泾阳县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安吴青训班”）受训。为克服经济困难，实现自给自足，安吴青训班响应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扩大战时生产的号召，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组织了350人参加的生产远征队。在安吴青训班结束学业后，周维随开荒大军北上，被组织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以下简称“分区”）淳耀县完全小学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
初到边区的周维，一切陌生，加之生活和工作环境异常艰苦，要适应新环境，安心工作，的确需要很大的意志和勇气，但他很快就适应并投入到工作当中。周维见多识广，爱好文学，很有才华，特别爱好做诗，在“红五月”多项活动中，组织学生排话剧，出墙报，十分活跃，工作热情和学识才干受到师生敬仰。因操持一口浓浓的四川口音，学生听不太懂，他积极克服语言障碍，学习方言，和学生开玩笑，访问学生家长。他来自富庶的稻米之乡，在分区既见不到大米，也很少吃麦面，老师和学生同吃一锅饭，大部分时间吃的是包谷糊糊。但他从不畏艰苦，始终将教育教学和革命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接送学生、盘查放哨，积极带领学生做好革命宣传，给烈军属砍柴、挑水、唱歌、表演、打扫卫生，吃苦耐劳，积极主动，充满朝气。
1939年暑假，关中分区专署在驻地马家堡（今旬邑县职田镇马家堡村）举办全区教师学习班，学习历时40余天。学习期间，周维一直是学习班的活跃人物。作为学生总会的宣教委员和 “园丁”墙报的主编，他善于团结同志，热心为同志们服务。学习班要结束时，有两个老师想离开边区，自谋职业，组织予以批准，但两人在临走之前，暗地在学员中募集路费，周维坚决予以劝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能上当”，此事反映到班部后，立即制止了募集活动。在参加完分区教师学习班后，周维转任新正县第一完小教务主任，后经关中专署教育特派员师源介绍调往文化馆（具体隶属关系不详）工作。
执教“二师”献青春
1939年9月，为适应边区当时所面临战争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边区教育厅决定在关中分区开办一所中等师范学校。10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派干部到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新正县马家堡筹办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明确规定办学校宗旨是“培养地方文教干部。”1940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在马家堡正式成立，时任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周维被调往二师任教员。
9月下旬，二师在后掌村（今马栏镇后掌村）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员工民主生活会。会后，根据学校行政组织变更后的机构设置与工作需要，周维被任命为教务干事。
1942年春，二师由悟空洞（今属旬邑县马栏镇）迁往黑牛窝（今马栏镇黑牛窝村），周维在二师图书馆工作并兼任师范二班教导员；5月，师范一班学生组成实习团，团员26人，周维任副团长，带领学生赴赤水县联合完小进行实习。
二师期间，条件艰苦，加之受到经济封锁，物质十分匮乏，没有笔、墨，周维就用烟灰当墨，树枝烧焦当笔给家里通信，因国统区与边区货币不通用，国民党政府也不准向边区寄钱，为支持周维革命，家里把钱换成邮票，并购置了笔、墨，再通过新津地下党人蒋朝富的关系寄给他。虽然国民党不断制造军事磨擦，实行军事封锁，革命形势异常紧张，导致二师东迁西移，工作生活十分艰苦，但这里并不影响他施展才华，反而工作起来心情愉快，精神振奋，干劲十足。他既亲自登讲台授课，还自编教学大纲，经常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教授的语文、历史 、地理等课程，课讲的很有水平；他还利用南方人善泳的优势，为学生们教授游泳课，深受师生好评和尊敬。
“抢救运动”含冤逝
1941年5月，为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2月，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出现一些“左”的错误倾向。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将延安整风审干的反特斗争的错误严重扩大化。
9月，为推进关中师范学校（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改为关中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关中师范”）干部审查，中共关中地委派出以地委宣传部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进驻学校各班“帮助抢救”，重点针对来自国统区的进步分子，开展了一场面对面、背靠背检举揭发和围攻、逼供、捆绑吊打、关禁闭等形式的残酷斗争。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90%以上师生被打成了“反革命”。而“抢救运动到达高潮是教员周维同志的死亡”。
1943年冬，在一次关中师范“坦白交代”大会上（大会从中午一直开到夜里3点不休会），有一位同学交代他填过一张表，是班主任周维老师发的。抢救运动领导小组负责人听后把周维从宿舍拉到会场，揪住周维领口拉上台要他坦白。周维因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想不起是什么表，在台上吱吱唔唔说不清楚。领导小组负责人喊了一声：“不交代就打死他！”全场骚动，地干班学员鼓动，前排同学一拥而上，将周维五花大绑进行殴打，周维本来就患有肺结核，在遭批斗殴打后因吐血急送医院抢救，第二天最终因病情加重救治无效去世，年仅25岁。
周维被迫害致死事件引起了关中地委的注意，地委书记张德生、专员张鹏图、保安处长汪锋、组织部长惠庆琪等人急调关师被打成“特务”的郭崇林、张秉元、杨宗万等9名学生个别谈话，证明周维让那个同学填写的不是什么敌特登记表，而是一张学生困难补助表。弄清真相后，关中地委急令领导小组撤回，历时3个月的关师“抢救失足者运动”正式停止，另派甄别小组驻校20余天进行甄别，被整师生得以平反。“抢救失足者”运动给关中师范师生造成严重创伤，随后深入细致的善后甄别平反工作取得了广大师生的谅解。最终经组织甄别，周维不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是一个好党员、好教师。
周维同志年轻优秀，在师生中享有很高威信，关中师范师生为怀念他，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校党总支书记涂洛克讲了话，学校献了花圈，全校师生作了最后送别，将他葬于马栏黑牛窝关中师范校址北边坡下。
抗日战争年代，周维同志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离开家乡亲人，投奔革命报效国家，不惧革命条件艰苦和个人得失及身体病痛，扎根关中分区，矢志从事党的教育工作，为党培养革命干部，为边区教育事业付出了青春、智慧和生命。
周维同志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人民好教师、革命好干部，他的被迫害致死留给后人深深遗憾和深刻的反思，他的革命精神仍然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