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07-1997.8.9）
宋飞，化名宋鸿举，咸阳市永寿县马坊镇北宋村人，1908年7月生于一贫苦农家，1932年7月参加红军，此后三度在旬邑进行革命实践，是在旬邑从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员。他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战陕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咸阳解放后任咸阳地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1953年转业地方先后任西北工程管理局处长、土建四公司经理、西北工程局企业公司、土建三公司党委书记、陕西省建工局副局长、省视察室专员、副主任，1982年10月离休，1997年8月9日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90岁。
背井离乡寻找红军
宋飞从记事起，祖父母就一直给地主韩文忠当长工。迫于生计，7岁起，他就给李文郁家放羊糊口，一年到头吃不上温饱饭。最难熬的是冬天，风大雪大都得把羊赶去喂草，双脚穿的麻草鞋冻得不行就跑步，一跑肚子又饿了，就这样熬着冬天。父母因饥劳过度过早离世，作为长子的他挑起家庭重担，同四个弟弟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一天兄弟四人已是饿了几月，五弟也饿得不行，便将他卖给富人换回半斗粮食。某天五弟偷跑回来，兄弟相见泪如雨下，家里没什么吃的，仅有一碗讨来的热搅团，便给五弟喂了几口，不料五弟家三姨追来，吓得五弟把刚吃的饭吐了出来，哭着跟人家走了。宋飞常想，什么时候这样的日子才能出头呀？加之地主整日讨账逼租，他被迫白天在外躲避，晚上偷偷回家。听人说，北边有支救济贫苦百姓的队伍，专打地主劣绅，于是心一横，挥泪告别家人，向北而去。
背井离乡的宋飞以沿路乞讨为生，为了寻找那支队伍，他走过豳州、泾川等地。途中被甘肃军阀陈国璋的部队抓去当兵。在这个反动军阀部队里，他的生活与在外乞讨没两样，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要遭受军阀对他和其他壮丁的侮辱与盘剥。他终于忍无可忍，在一个雨雪交加的晚上，趁守卫不备逃了出来，结束7天魔鬼般的生活，离开了军阀统治的队伍。
饥寒交迫、骨肉分离、妻离子散……使得宋飞身心俱疲，心中充满了对炎凉世道的怒与恨！肥的流油，穷的流血，他的心在流泪，穷人的出路在哪？这样的日子啥时是个头？他常听人谈起红军的事迹，就常想，红军是一支啥样的队伍？他们能改变穷人的生活吗？红军，红军，你们在哪？他想找到红军，看看这是一支啥样的队伍，就咬牙坚持边打听边走，终因体力透支晕倒在一个破庙里，被两位好心的山民唤醒，并塞给他两块烤热的馍。他看着手中的馍，二话没说便吃完了。一番感激过后，便听山民说：“红军白天在这座山下打了胜仗，晚上驻扎在安子洼一带（今淳化县境内）。”又听他们讲红军如何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听完，他心里便有了底，稍作歇息便起身告辞，顺着山民所指的方向寻找红军，终于在安子洼找到了红军队伍。
参加红军初任火夫
宋飞见到红军后，看到红军队伍也很穷，衣服是打土豪缴获的，有啥穿啥，可是红军战士和干部个个都很有精神，待人也同家人一般很亲切，红军首长也很和蔼可敬。看到这一切，他便下定决心参加红军，在这里当战士。
宋飞面前的队伍是陕甘工农红军游击支队三大队，队长刘志丹，副大队长高三保，中队长谢保含，指导员杨森。
听说有人参加红军，指导员杨森对宋飞进行考察，一番询问之后，便动员其回家。宋飞说：“我要参加红军，坚决不走。”无奈，杨森就先招呼炊事员给宋飞安排午饭。午饭过后，杨森便通知宋飞离开队伍。
宋飞坚决不走，他也无路可走。与红军接触后，对于他这个背井离乡的人而言，这里就像一个温暖的家，他不求吃穿有多好，只求能待在红军队伍里，做出微薄的贡献，他说什么也不离开，下决心要跟定这支队伍。
杨森见这个年轻人态度如此坚定，听了他身世后，觉得他是真心投身革命，便请示队长刘志丹后将他留下。
1932年7月29日，这是宋飞生命中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他正式加入红军，成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一名战士。鉴于他的经历，安排他从一名火夫做起。但他没有气馁，他想，只要加入红军，做什么都一样重要，火夫更是队伍里极为重要的一员，战士们打胜仗就得吃饱饭，才能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他越想越激动，那一夜他留下了男儿金贵的眼泪。
表现英勇顽强作战
宋飞参加红军的第二天佛晓，部队与敌匪苦战一天，直到天黑才撤退，副大队长高三保不幸牺牲。第三天又与马宏魁部土匪一战，当时敌众我寡，且我军连续作战时间较长，物资和人员补给不足，队伍被打散。负责扛队旗的新兵眼见敌匪骑兵追来，丢下队旗就跑。宋飞见状，跑去把队旗捡起扛了回来。此举动受到队长刘志丹的表扬，破格提升为战士，他当了七天火夫就下连队参加战斗。
当时宋飞不会打仗，也没有武器，主要是依靠缴获敌军武器，谁缴的枪谁就背。每次战斗，他都奋勇拼杀，几个月下来，他从敌匪手里缴获了长、短枪各一把。
宋飞参加红军第九天夜里，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在副总指挥党谢芳、大队长柴子发的带领下，“进剿”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坟滩与敌一仗，全歼进犯之敌，活捉了党谢芳、柴子发，战斗结束后红军驻扎在安子洼。敌军得知其民团被我军消灭，即调何高侯部一个团前来袭击我军。队长刘志丹指挥部队边打边撤，退到艾蒿店，由于许多战士都受了伤，红军遂向休整地点行进。
夜里，部队决定处决党、柴二人。中队长谢保含对宋飞说：“宋飞同志，你敢不敢杀敌人?”“敢！”他脱口而出。以往苦难生活，一幕幕在他眼前重演，他给地主干活，受地主侮辱连眼皮都不敢抬，哪还敢杀人呢？首长把杀恶霸团首的任务交给他，一股仇恨涌上心头。他想起以前在地主家拉长工被安排催粮租，有一户人家穷得连吃的都没有，哪有钱交租？万恶的地主却硬是逼着交租，老母被逼的饿死，16岁的小姑娘也被抓去……想到这，一股怒气冲上心头，他用仅有的力气，将恶霸团首的脑袋搬了家。
陕甘游击队向陕北方向活动，在宁县攻打麻子掌。10月中旬，部队到达陕北，队委会研究决定攻打保安（今志丹县）县城。刘志丹带着游击队去打其父亲，队伍赶到后，他的父亲已经逃了，他就把家里的牛、羊、衣物全部拉走。宋飞对此事印象很深，很受启发。他想，刘志丹脱离了自己的家庭确实是在革自己的命。从此，宋飞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当时，保安城驻敌一个营，部队在大雾掩护下包围了县城。但我军在山上行动时被敌发现，敌遂调集兵力加强城防。战斗打响，我军伤亡较大，中队长谢保含等战士阵亡，部队随即撤出战斗，向西北方向转移。
攻打保安失利后，由于长期游击作战，部队没有得到及时休整和补充，加之给养困难，既无粮款，又无衣服，处于极度困难时期。为了解决过冬困难，恢复队伍战斗力，谢子长、刘志丹在葫芦河川莲花寺召开队委会，决定分散活动，主动寻机消灭小股敌人。会后，刘志丹率领一大队在合水拓儿原一带活动；杨森、黄子祥率领60多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阎红彦、杨重远率领骑兵队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带领30多名伤病员隐蔽在平定川、豹子川的山林里依靠群众，作休息治疗。
二度来旬初搞策反
宋飞随杨森、黄子祥等人经洛川、富县、黄陵、耀县等地到达三原武字区，白天隐蔽，晚上活动。半月后被敌雷天一民团包围，经过激战队伍冲出包围，在联络员康尚武家藏了三天。经过分析，杨森通知大家，三原已无法开展活动，决定先向省委汇报工作，指示宋飞与潘志远（旬邑人）等人出去活动，并每人分发10元作为经费（本县每人5元）。宋飞等人从三原出发途径泾阳口子头，每人买了两捆棉花，扮成买棉花的农民，在旬邑潘志远家伺机开展活动。
到1932年底，经过刘志丹、杨森考验之后，认为宋飞非常可靠，便研究决定派他到敌占区搞策反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
1933年1月，宋飞再次来到旬邑县，在潘志远家埋伏几天后，由旬邑县魏洛党支部书记第五新书安排，潜入国民党何高侯部特务二连（驻防旬邑县职田镇杜家村）。连长郭相堂是当地恶霸，副连长宋易山（高陵人，知识分子）是我党用钱买的官位。正当宋飞的策反计划实施之时，3月间，司令部突调特务二连去职田镇，利用早上会操的机会将枪全部收了，司令部副官说：“你们连有‘共匪’混入，都回去好好务农。”这样，第一次策反工作失败了。
扮叫花子成功策反
宋飞回到部队，向组织汇报了详细情况，在队长刘志丹正确策划和地下党配合下，开始了第二次兵变策反工作。
1933年4月，宋飞一到白区，在第五新书配合下，扮成叫花子，被朱鸿璋部保安团招兵买马收遣。为了使敌伪没有半点怀疑，进入保安团后，他给伪兵班长洗脚倒尿、端水送饭，也把妻儿安顿在附近白区要饭，借此打消保安团长对他的怀疑和顾虑。
一次，伪保安团长朱鸿璋的父亲被另一地方匪贼抓走，朱鸿璋气的团团转，却无人敢去搭救。宋飞一看是个机会，自告奋勇和朱鸿璋部下大队长前去解救。当他们赶到旬邑县张洪镇南百子村时，桥头的国民党一看朱鸿璋的人马来了，放了两枪就跑。枪一响，吓得保安团的伪兵不敢向前，有的躲起来，有的缩头就逃，大队长也吓得趴在地上，枪丢在一边。宋飞为了讨好队长，他扶队长起来说：“报告队长，敌人跑了，我走在前面帮你背枪。”在他的谋划下，另一方土匪一看抵抗不过，便把朱鸿璋父亲放了。这次的小成果，取得了朱鸿璋对宋飞的极大信任，伪团长还送给他两斗麦子、两块大洋，加升为传令班班长，可在城内外自由出入。此后，宋飞在朱伪团长手下站稳了脚跟，开始了策反活动。他利用伪兵们不满朱的矛盾，大加宣传鼓动，并给抓来的壮丁安顿生活，搞好了与伪兵的关系。
1933年7月，陕甘边红军在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杨森、黄子祥等指挥下，在旬邑北区活动。朱鸿璋得到消息后，派白教练官和两个大队长带团丁前往“清剿”，要宋飞同去。宋飞故作推辞，朱鸿璋再三劝让，他一看没有破绽便答应带兵同去。当夜写条子让妻子送给红军。宋飞等由百子沟到彬县新民塬与红军相遇，和杨森接上暗号后，一举歼俘全部团丁，杀了白教练官和两个队长，缴枪52支，子弹万余发及粮、盐等物品。宋飞向杨森汇报此次“清剿”情况和旬邑县城的敌情（县城当时设在张洪镇），杨森随即决定奔袭张洪镇。当天下午，红军换上团丁衣服，在宋飞带领下直奔张洪镇。到城门口后，哨兵见是宋飞便开了门，于是部队顺利进城直捣保安团部，缴了团部团丁的枪，击毙了朱鸿璋及其妻，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谢骞和党支部书记吴信诚等人，发动了著名的“七月兵变”，解放了旬邑县城。
这次兵变，没收了大商行烟土、银元、布匹等物资及大量枪支，为红军补充了装备。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没想到一个要饭的叫花子竟是红军的人，国民党不惜一切代价，下令各地张榜通缉宋飞，赏金大洋500块。
第二天佛晓，杨森给宋飞10元安家费。他安排好妻儿后，随部队撤出张洪镇。此次成功策反，对陕甘边革命影响颇大，宋飞也因此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由普通战士成长为红四团一连一班班长。
转战陕甘屡建战功
1934年2月13日，红军主力从照金出发，攻打耀县寺沟镇。战斗中宋飞英勇作战，为攻打寺沟镇打开了局面，在进攻时头部受伤，后随师部转移养伤。战后在旬邑七界石，刘志丹任命宋飞为红三团一连一排排长。1934年春，国民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红军主力部队避其锋芒打运动战，部队基本处于转移状态。
一天，部队与国民党王子义团在西华池遭遇。红三团趁其不备，抢先正面出击，基本全歼敌方，缴枪千余支、机关枪两挺、迫击炮两门、骡马辎重不计其数。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重武器。
1934年4月下旬，红三团、骑兵团攻打淳化县城未克，部队驻扎淳化县马家山。某天，刘志丹正给排以上干部讲军事地形学，接群众报告，何高侯部第四、六连去西安领军械返回，途经此地去职田镇。刘志丹分析后命部队跑步到甘嘴子与之交火，红三团在沟里打，骑兵团在塬上打，将其全歼，缴获了大批军械、短枪、弹药等。
1934年5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在五顷原待命准备北上，行前预计国民党军可能从北边来，命宋飞带红三团做前卫，骑兵做后卫。行至五顷塬附近，国民党高桂滋部骑兵突然从南边追来，与后卫骑兵团发生激战。前卫红三团和机炮连无法展开，便硬碰硬徒手作战。在这紧急关头，宋飞带全排坚持阵地战，掩护刘志丹、王世泰和大队人马安全转移进山。战士们子弹打完了、枪打断了，便纷纷跳沟退出阵地，宋飞等大队人马安全转移便同战士跳沟了……
第二天，王世泰带宋飞和一小队人马到鹿嘴子，在当地群众和哥老会指引下，到各川寻找失散的战士，将重伤员抬往后方医治，牺牲战士就地掩埋。之后，红三团进行重新编制和休整，宋飞被任命为连长。
几个月间，部队采取敌追我走策略，尽量避免战斗，处于运动战状态。富县和尚塬附近一战，勇挫犯军，缴枪20余支，鼓舞了部队士气。
1934年8月，部队转至陕北，受到陕北群众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陕北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红三团编入一个新兵连。为促进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宋飞将红三团缴获的部分枪支、弹药送给陕北游击队扩充装备。
1934年11月，宋飞随红三团从陕北回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团领导一致决定，调宋飞到荔园堡红军干部学院学习。这是红军干部学院的第一期，有学员280人，基本都是红三团和骑兵团连排干部。学习期满后，宋飞参加了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12月，他被任命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会保卫大队副队长。从此，宋飞离开了红三团。
创建苏区英勇奋战
1935年2月，宋飞回家过春节，遇见张仲良，相谈甚欢。张仲良决定留宋飞在关中开展革命工作，经南梁苏维埃政府同意，宋飞在淳化西区成立的赤淳县苏维埃政府担任主席，因宋飞家住中咀，苏维埃政府办公地点便设在宋飞家中。中心工作是开辟革命根据地，成立游击队。当时赤淳县有九、十支队，为扩大武装力量，宋飞成立了十一支队和特务队。基于苏区还不稳固，宋飞便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政策，坚定了群众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中共关中特委1935年7月调宋飞去扶风指挥游击队，8月调回淳化西区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经历错误肃反后，革命形势有所好转，1936年2月，宋飞以陕东抗日游击支队特派员的身份指挥该区游击队工作，在黄龙山区一带活动。1936年4月刘志丹牺牲后，宋飞调陕西省保卫局任科长。同年6月任安边县保卫局局长。
双十二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宋飞又从事游击工作，1937年5月先后任环县、子长县保安大队长；1939年任边保教导营连长，同年9月任固林县保安大队长；1940年6月任伊克昭盟骑兵三营营长，频繁活动于淳化、旬邑、河川、庆阳等地，率部多次参加战斗并英勇负伤，因此常受彭德怀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表扬，为军中有这样一位勇敢、不要命的指挥官而自豪。
1941年11宋飞在延安留守处军政研究班学习，1943年4月先后担任警备三旅特务营、八营营长、骑兵团团长，1946年8月相继担任延属支队队长、延属军分区团长，1948年8月任联防政治部工作团团长，积极投身到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长期负责地方政府的保卫工作，在打击反动势力、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解放区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全国解放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克己奉公无私奉献
咸阳解放后，宋飞先后担任咸阳军分区地委常委、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1953年转业地方先后任西北工程管理局处长、土建四公司经理、西北工程局企业公司、土建三公司党委书记、陕西省建工局副局长、省视察室专员、副主任，开始兵运整编和地方建设工作。现留有的西安人民大厦、红旗机械厂、东方机械厂、南圆门礼堂和一些大中水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都有他走过的足迹。
宋飞在他的一生里，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不谋私利，心系国家，表现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无论职务大小、地位高低，都能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尽心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他的事迹早已在社会上传为佳话。1967年，彭真来陕，对宋飞的为人和工作做了很高的评价，称他是革命队伍中过硬的老干部。
宋飞任咸阳军分区司令员期间，家乡永寿修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经省上批准后，因设计力量欠缺，工程迟迟未能开工。他听后，主动上门做工作给电站请来技术员，还买了大米、精粉等食材。施工攻坚阶段时，钢材没了，他跑遍西安大小单位没买到后，听说铁道部某工程局有部分钢材就上门求助，感动对方让出一部分后，又联系车辆连夜送到电站工地解了燃眉之急。这是宋飞为家乡人办的一件私事。
“二层洋房”风波着实让宋飞头疼过一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人反映宋飞利用职权，在家乡永寿盖了二层洋房。省、地军区联合派调查组赴永寿县马坊乡北宋村调查，调查组到宋飞家被眼前景象惊呆了：一扁担戳了两个烂土窑，进门一看，家里要啥没啥，土炕上的席子都打着补丁，来人没啥坐，只好将就坐在土坑上。村干部对调查组同志说：“宋飞司令员出门几十年来，从未管过老家，家里五口人吃穿都困难，还能盖啥洋房？”“二层洋房”风波就此平息。后来，有人就此事向宋飞道歉，他笑了笑，说：“瞎事也是好事，这样我更放心去工作。”
宋飞的口头禅是“谁都不能‘沾光’”。他当了“官”，乡亲觉得脸上长了光，但亲戚要他办事，那可比登天还难。某天，宋飞舅舅找他为儿子找份工作，他始终没答应，气得舅舅没吃饭就走了。他侄子找他安排工作，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官’，不能一心只想为自己人办事！”后来，他侄考上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分配当了教师，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至今仍在一所山区小学任教。宋飞不为自己和亲戚徇私情办私事，对群众求助就大不相同。佛坪县农民肖庆良因反映当地一些干部违犯政策的事遭到打击报复。宋飞顶住压力，深入实地作调查，向领导及时汇报，终于妥善解决了此事。
1982年10月，宋飞开始了离休生活，但他仍坚持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他常讲，我已离休，脱离了工作岗位，不能亲身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我要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自觉地与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保持晚节，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宋飞经常教育子女“吃亏是福”。86岁高龄时，他仍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家里找不到一件像样家俱，所用桌椅大都是别人退下来的。他坐的藤椅，是长子当年在四川工作时为他买的，用了20多年，他修了又修、补了又补，孙子们嫌藤椅太破偷偷扔了，他大发雷霆逼着孙子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宋飞平时省吃俭用，帮别人时可从不吝啬。他用省下来的钱，供牺牲战友的子女共计200余人读书成长，他们有的成了普通工人、人民教师、工程师，有的当上了县长、市长、局长、厅长、部长。
宋飞还曾花6000多元，帮助、救济有困难的谢忠基、李长玉、王怀胜、张鸿祥、肖庆良等60多位同志。有人问他“你到底图啥？”他说：“人民养育了我，还做了‘官’，群众有困难我帮一下心里踏实，他年见到马克思及死去的战友，也就问心无愧了。”
1997年8月9日，宋飞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90岁。临终前他还告诫家属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到生前战斗过的地方……
宋飞就是这样一位无私的将军，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革命工作任劳任怨。他的胸怀，使我们看到了那一代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伟大情怀，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他的优秀品质和作风，继续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