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在陕西省旬邑一带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关中特委和关中分区书记，在旬邑战斗和生活了6年(1936年至1942年)，在当地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值此习仲勋逝世7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88年7月19日晚，西班牙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和萨苏埃拉艺术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演出，我当时是该团访华演出的联络人兼翻译。演出休息期间，在贵宾室里，我有幸见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从小时候起，我就常听家乡的亲戚、邻居们谈论习仲勋当年在我们当地开展革命工作的故事，今天亲眼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老一辈革命家，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遂向习老自我介绍道：“我是陕西旬邑县人，我叫……”习老大概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场合能碰到一个来自他所熟悉的地方的陌生人，一时颇感意外，但很快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开始和我聊了起来。当我说到我的老家是青村时，习老说：“我知道你们那个村子，你们村子的姚春桂、穆振江、王常泰和我很熟。”幕间休息只有20分钟，下半场开演的铃声响了，习老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遂把我介绍给他的秘书曹志斌，并邀请我：“有时间到家里坐坐。”
习老为什么会知道我们那个小村子呢？为什么和姚春桂、穆振江、王常泰很熟呢？事情还得从70多年前说起。
1936年9月间，习仲勋被党中央任命为关中特委书记，我的家乡当时属于关中特区的一部分。这是习仲勋第二次来到关中开展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扩大统一战线。行前，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找他谈话，特意嘱咐道：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民团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势力，土地革命时期和共产党打了多年的仗，结怨很深。现在要和他们搞统战、交朋友，党内有的人一时很难接受，转不过这个弯子。其实，习仲勋在和刘志丹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初期，就意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早在1933年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中第四条就是专门讲对民团的政策，其中写道：“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关系；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见《习仲勋传》上卷186页)。现在，党中央提出扩大统一战线的政策，习仲勋心领神会，他一到任，便把统战工作列在了首位，我们村姚春桂、穆振江就是他当时开展统战工作的对象，其中姚春桂是国民党民团团长。
当时关中特委所在地在马家堡，离我的老家青村只有二三里地。习仲勋在马家堡的办公地在一户临近沟畔的住家里，站在沟畔瞭望，对面就是青村，不仅房屋、窑洞尽收眼底，连人影也清晰可见。很快，习仲勋把青村纳入了他的工作视线。王常泰是青村最早的共产党员，又是村党支部书记，习仲勋首先通过他来了解村情，并要他介绍一些统战对象。王常泰首先介绍了穆振江。穆振江是青村首富，却善待乡邻。习仲勋很快和穆振江见了面，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政策。穆振江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点头，当即表示：愿意为共产党办事。当他获知特委机关急需办公用的复写纸而因国民党封锁难以买到时，穆振江冒着风险到国民党统治区彬县托他的朋友想法购买，然后将复写纸缝在棉袄里，躲过国民党的哨卡，安全送到马家堡。经过考验，穆振江被习仲勋秘密发展为共产党员。为了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穆振江又把他的好友、同村的姚春桂介绍给了习仲勋。
姚春桂当时是国民党把持的职田镇民团团长。职田镇长期以来是国民党的反共堡垒，镇内不仅驻有民团，还有国民党正规军、特务。关中特委所在地马家堡离职田镇不到一里地。经过习仲勋细致的工作，姚春桂终于被争取过来。白天，他以民团团长的身份在职田镇履行公务，晚上，让亲信把他从城墙上吊下来，悄悄地到马家堡找习仲勋、张仲良、张凤岐等特委负责人“打麻将”，借机向共产党传送情报。因为有姚春桂这样一个内线，关中特委对职田镇城内国民党人员动态、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姚春桂还通过穆振江向习仲勋输送子弹等军事物资。关中分区(1937年夏季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1939年撤离马家堡以后，姚春桂和习仲勋依然保持联系，习仲勋曾委托姚春桂将我党一名重要干部从旬邑县土桥镇护送到照金。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尤其是在“红”“白”交界地区，有些担任特殊使命的统战对象是不能公开身份的，他们所从事的秘密工作往往是单线联系。姚春桂秘密为共产党做事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他公开的身份一直是为共产党和老百姓所痛恨的国民党的民团团长。正因为这样，他险些两次被我们的人错杀，而这两次都是因为习仲勋过问而脱险。第一次发生在习仲勋担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书记兼专员时期，那时分区驻地在职田镇以北20多里地的阳坡头。一天夜里，姚春桂被我们的民兵抓获，被押解到阳坡头，当民兵们正等着立功受奖的时候，不料，习仲勋下令：“把人给我放了。”第二次是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姚春桂又一次被逮捕并差点被枪决，连公审的布告都已经写好。他的夫人张凤英赶忙跑到西安找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习仲勋亲自过问，姚春桂又一次被释放。因为两次保护了姚春桂，这成为习仲勋后来挨整时的一条罪状。
从此，姚春桂的人生命运和习仲勋的政治生涯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问题被康生一伙诬为“反党分子”而受审查。1964年，当时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在陕西开始大整在历史上和习仲勋有过这样那样关系的人。那一年，陕西省一个科级干部来到青村穆振江家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调查他和习仲勋的关系。穆振江是个老实人，他实事求是地讲了他和习仲勋的关系。来人还算客气，没有搞逼供信，穆振江口述，由他的儿子穆相民笔录，科长带着由穆振江按了手印的材料交差了。姚春桂就没有那么幸运。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初六，中午，一辆少见的吉普车神秘地向青村方向开来，车子没有进村，而是悄悄地停在了村口。一位省里来的干部下了车直奔大队部，找村支书姚占魁，姚书记赶忙派人把正在地里干活的姚春桂找回来。姚春桂就这样被秘密逮捕了。姚春桂这一去，杳无音信。1974年，他的儿子突然收到一封来自“西安砖厂”的信，这是坐落在西安市郊区的一个劳改工厂，姚春桂被关押在这里整整10年。在他被宣布释放时，陕西省劳改局给他做了这样一个结论：“因受习仲勋问题牵连，姚春桂接受审查，审查期间未发现问题，现予以释放。”
姚春桂又回到了老家青村，不过，头上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姚春桂识字、喜欢看报，经常溜达到大队部翻看旧报纸。1978年的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习仲勋到广东任职的消息，于是把大队部的两个年轻人叫到家里，对他们说：“年轻娃娃，你们有文化，帮我写一封信，我手颤得写不了。”“给谁写？”那两个年轻人问。“我来说，你们写。”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展开纸，拿起了笔，姚春桂开始口述起来：“仲勋：你好！我现在家里，身体还算好。你身体怎么样？家里好吗？……”这是一封极为平常的问候信。信写完以后，姚春桂用他那颤抖的手在末尾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习仲勋的署名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姚春桂看到了这篇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次会议以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姚春桂读着、读着，眼眶有点儿湿润了，他回想起40多年前和习仲勋的交往，觉得这篇文章好像就是写给他的回信一样。
不久，青村大队给姚春桂平反，摘掉了戴在他头上30年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又过了些时候，习仲勋通过他的弟弟、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恺给姚春桂寄去200元钱、一件大衣、一封信。然而，姚春桂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他于1980年逝世，享年70岁。
去年，我拜访了原旬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老干部姚俊民。说起姚春桂的事，我问他：“这姚春桂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反问我：“他给习仲勋干事，给共产党送情报和枪支弹药，你说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我一时语塞。
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使我再次想起姚春桂。剧中的国民党军统天津站副站长余则成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但他最初并不是共产党员，而党组织安排在他身边的助手翠平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位勇敢的游击队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翠平这位标准的共产党员还要接受非党员余则成的领导。国民党民团团长姚春桂身边也有类似翠平这么一个女人，这就是他的妻子张凤英。张凤英的娘家就是当年关中特区所在地马家堡，她受共产党的影响，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当迎娶的花轿抬到她家门口时，她竟敢躲藏起来，拒不出嫁，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后来她进入共产党开办、李维汉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在旬邑县看花宫村)学习。这样一个受过共产党教育的进步女青年嫁给了国民党民团团长姚春桂，这中间是否也有“组织上安排”的因素？可惜张凤英于1954年因病逝世，我们无从知道。而张凤英能为救姚春桂直接到西安去找习仲勋、习仲勋不仅接见而且发话放人，说明她绝非普通农村妇女。
在特殊的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一些特殊的人物总是起到常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对这样一些人，很难找出一个政治标签给他们贴上。也许人的身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
作者：田润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