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第一支主力红军的建立

来源:    发布时间:2015-03-26 15:03    阅读次数:8719    选择字号:【 】 【打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军部旧址课件讲义

    绪    论

    教学目的:通过现场教学,让学员基本掌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教学重点:通过课件讲义,让学员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建军思想、基本经验及有益启示。

    教学方法:现场讲授、PPT课件

    教学内容:简要介绍红二十六军建军历程和历史贡献。

    基本观点:通过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地位和作用基本可概括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西北地区最早由党中央授予正式番号的第一支主力红军。这支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曲折斗争创建了陕甘边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全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点,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授课线索:讲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红二十六军如何建立;第二部主讲红二十六军建军思想;第三部分讲红二十六军建军意义和作用;最后一部分就从红二十六军发展历程中收获的启示及如何发扬红二十六军革命精神进行讨论和思考。

 

第一部分  西北第一支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的建立

    一、历史背景:

    红二十六军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经历了曲折的成长过程。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给中国革命指明发展方向。随后,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毛泽东等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在中国东南省份,率先建立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出了革命斗争好局面。西北地区,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遵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武装创建活动。1927年10月开始,在陕西党组织领导下,清涧、渭华、旬邑等数十次起义和兵暴相继爆发如燎原之势燃遍西北。尽管它们最终都归以失败,却促使陕甘两省人民觉醒,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武装斗争骨干,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为后面创建红军和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政治要素:

    1、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依靠黄土高原独特地理环境,创造性地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理论,为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和西北红军作出的杰出贡献,是首要政治要素。

    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当地独特的政治、军事及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的西北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黄土高原腹地,距离西安、兰州、银川等大城市较远。它的东、西、北面都被黄河天险所阻隔,成为防御国民党军进攻的天然屏障。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有利于开展工农武装割据。

    1926年初,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刻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这是他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他坚信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的正确,为创建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组织领导渭华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共同领导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结合渭华地区农民暴动队伍,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且影响巨大。由于兵力悬殊等原因,起义遭受失败,唐澍等壮烈牺牲。刘志丹并不灰心,继续投入战斗。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鉴于陕甘地区各派军阀当时正竭力扩张势力,他于1929年四五月间在红石峡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提出“变敌人武装为革命武装”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提出的大胆创见。据此,会议决定采取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

    在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可能避免迅速失败的命运。

    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渡黄河转战至南梁地区,两支游击队胜利会师。1932年初,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对这支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组建正规的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2、西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和中共陕西省委建立武装决议是西北正式建立红军武装的里程碑。

    因西北地区长期没有一支统一指挥的正规革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根据陕西省委关于建立陕西新苏区、创造正式红军的请示,于1932年4月20日做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省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的红军”,决定番号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责成陕西省委选派一名常委,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

    1932年8月,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来《指示信》,重申了中央关于创立正式红军的决定,要求“陕西省必须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陕西省委把组建红二十六军,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开展游击战争运动列为“陕西全党的一个中心任务”,分别通过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与《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以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三、区位优势

    (一)优越的地理条件。相对国民党军队,红军陕甘游击队力量弱小,无法在平原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正面斗争,必须立足自身情况开展游击才能发展和保存革命力量。而马栏地处地处陕甘交界,距离国民党统治区域较为偏远,沟壑纵横,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便于革命活动。

    (二)优良的革命传承。马栏地区革命发端较早,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马栏便有革命党人在此活动,开矿冶铁造手榴弹并招纳外地来陕革命党人,成为西北早期革命秘密据点和亡清西北武库。同时,马栏地区虽然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环境恶劣,但群众基础较好,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比较高,易于发动和组织。

    四、在转角改编的经过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开赴马栏转角,根据中央北方会议指示精神,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改编仪式。会上,杜衡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由于受右倾主义者杜衡排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陕甘游击队主要负责人被排除在红二十六军领导层之外。最后在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下才让刘志丹担任了团政治处长。红二团建团伊始,全团共200余人,枪150余支,军马60余匹。红二十六军的改编成立,标志着陕甘边第一支正规红军的诞生,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支主力红军。

   

第二部分   红二十六军建军思想

    为什么南方其它根据地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都丧失了,而红二十六军创建发展起来的陕甘边根据地不仅存在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呢?这与其独特的、正确的建军思想是密不可分。

    一、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红二十六军稳固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红二十六军建军奠定思想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入农村,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这种思想为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成功地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刘志丹、谢子长等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认为“没有革命的武装,将会一事无成”、“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特别是陕西三大农民起义在西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各地相继出现了蓬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学生运动,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些起义和运动爆发给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强烈地震撼了其在西北的统治基础。

    (二)摸索出符合西北实际的革命发展道路。

    在领导这些武装斗争的实践中,谢子长、刘志丹和习仲勋等红二十六军创建者,不断摸索经验,找到了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概括起来就是:第一,一定要有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的武装力量;第二,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力量才能存在和发展;第三,一定要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革命根据地。但这些观点,一次又一次地被杜衡否定,他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向南发展,在关中平原建立根据地,造成了红二团南下失败、照金苏区失守的严重后果。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决策,使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建设走上了正确发展道路,也是陕甘边武装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之后,陕甘边党组织摆脱杜衡等人“城市中心论”的干扰,在陕甘边的广大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经过艰苦的探索和顽强的斗争,红二十六军最终得以恢复重建,最终成长为西北地区的主力红军;小片游击区变为稳固的红色区域,由一个中心苏区,发展到东、西、南三个战略区,最后连片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使红军和游击队有了可靠的后方依托。

    二、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克服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是红二十六军创建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根本保证。

    (一)惨痛教训使红二十六军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领导重要性。

    坚持和改善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是红二十六军创建发展陕甘边根据地一条最根本的经验。1932年初至1934年下半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了错误的军事路线。这种错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陕甘边的武装斗争。陕甘边武装斗争的中期阶段,实际上就是正确主张与错误领导之间斗争的阶段。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开辟了照金苏区。随着形势的发展,以杜衡为代表的省委领导人不顾斗争的实际,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造成红二团南下失败,照金苏区丧失的惨痛教训。

    (二)坚持党的领导,克服错误干扰使陕甘边根据地不断扩大发展。

    1933年7月,红二十六军结束了 “左”倾错误的干扰。此后,陈家坡、包家寨等重要会议批判和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克服和纠正了因红二团南下失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同时,制定了一条服务于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使红二十六军按照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建军原则去发展,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任务而积极开展斗争。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这就是红二十六军存在、发展,陕甘边根据地没有丧失的内在原因。

    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红二十六军不断发展壮大的不竭力量源泉。

    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开拓者和坚定践行者,他们秉承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重要工作,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局面。在他们身体力行倡导和带动下,红二十六军的党政干部形成了深入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重调查研究,致力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使得广大群众了解革命、赞成革命,进而支持和参加革命,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是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高度称赞的那样:“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1933年7月,红26军在“左”倾错误的强迫下脱离根据地,南下终南山全军覆没后,渭华一带的群众和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寻找失散的红军指战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刘志丹、王世泰、高锦纯、吴岱峰等80余名指战员安全返回了陕甘边区。1935年春,在敌人“围剿”期间,苏区人民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蔽起来,国民党军找不到粮食,就到处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逼使一些群众不得不回到家中。国民党军对群众严刑拷打,企图得到红军的去向。并贴出告示,宣称:抓到习仲勋“赏白洋2000块,马2匹”,抓到贾生秀“赏白洋1000块,马1匹”。苏区人民千方百计保护干部,使敌人一无所获。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四、坚持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红二十六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红二十六军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红二十六军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制定和采取“三色”斗争论等灵活有效的统战策略,组织动员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团结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人士,有效地壮大革命队伍。所谓“三色”,就是刘志丹提出的“红色”、“白色”、“灰色”三种统战斗争方式。“红色”,即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白色”,即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即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储备武装力量。“三色”斗争方式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性质,实质就是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西北红军正是在这样的统战思想指导下得到发展壮大的。

    刘志丹提出“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为争取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陕甘边党组织和红二十六军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在地方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中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1929年至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先后打入甘肃、宁夏地方军阀和杨虎城第17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广泛团结争取各色势力,发动和组织了70余次兵变和起义。这些斗争虽然失败,但为我党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干部,扩大了同盟军,增加了同情者,积蓄了力量。后来,刘志丹在旧军队中争取的统战对象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韩练成、牛化东后来成为解放军的中将、少将。刘志丹还多次深入南梁山区,引导和教育改造绿林武装,使其成为革命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刘志丹等耐心细致的教育,原来南梁一带的绿林武装头领如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都树立了革命思想,决心跟着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毅然将各自带领的绿林武装交给刘志丹,整编为南梁游击队。这是在这种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统一战线策略引导下,红二十六军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五、制定陕甘特色的斗争策略,是红二十六军存在和不断走向胜利重要条件。

    (一)制定了符合陕甘特色的“梢林主义”斗争路线。

    习仲勋认为,“梢林主义”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把根据地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革命力量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对于敌人有利,对于革命力量则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共产党组织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然后组织武装队伍,开辟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

    (二)探索出了“狡兔三窟”根据地建设策略。

    红二十六军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但这次重要的探索和实践影响深远。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都因“左”的错误干扰而失败,但这两次重要的探索和实践的教训,使红二十六军领导人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即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规律。1933年11月初,在包家寨会议上,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提出采纳了刘志丹“狡兔三窟”的建议。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并相应组建三个游击队指挥部。以当时随主力部队行动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为第一路,陇东地区游击队为第二路,关中地区游击队为第三路。”包家寨会议作出的用“狡兔三窟”的方法创建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找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在“狡兔三窟”论的指导下,红二十六军经过艰苦奋斗、浴血创业,逐渐开辟形成了以南梁苏区为中心,以关中苏区和陕北苏区为南北两翼的多区域的陕甘根据地战略布局,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

    “狡兔三窟”式多区域的战略布局,使根据地的各个战略区域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区域间的协调行动、密切配合,形成了重点区域与牵制区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呼应、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支持、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斗争格局,为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狡兔三窟”论,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广到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

 

第三部分   红二十六军创建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实践,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它不仅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的成功实践。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朱德、方志敏等同志在东南各省,最先建立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出现了革命斗争的大好局面。而西北地区虽然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开展兵运工作,但未形成割据之势。从1932年开始到1935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国民党的“围 剿”,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煮的右倾逃跑主义的危害,东南 和西南的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在这期间,虽然陕甘革命根据地也受到杜衡等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影响,但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陕甘革命斗争从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及开展兵运工作,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转变,在陕甘20余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余县,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地区革命在更广阔的范围更猛烈的展开。它为陕、甘、宁、晋、绥等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的革命斗争树起了榜样,形成了可靠的后方,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的成功实践。

    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奠定了武装基础,推动了西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

    (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奠定了武装基础。

    红二十六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陕甘根据地在游击战争中创建,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打开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大好局面,使红二十六军发展到7000多人。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发展中,红二十六军主力先后三次北上陕北,支援和配合陕北的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红二十六军帮助下,1935 年初,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陕北正规红军红27军建立,西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特别是反围剿斗争开始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指挥下,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相机歼灭敌人,先后解放了定边、延长、延川、安塞、保安等六座县城,打通了两块苏区的联系,使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发展到陕甘两省 20 余县的广大红色区域,西北革命根据地由此形成。

     (二)巩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促成了中央落脚西北。

    西北主力红军的日渐壮大,根据地的发展巩固,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根基,迫使蒋介石动用陕甘宁晋绥10多万兵力,建立西北“剿匪”总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1935年9月由红25、26、27军合编而成)在徐海东、刘志丹等的指挥下,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歼灭张学良东北军两个师,为最后粉碎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奠定了基础,巩固了西北根据地,减轻了长征途中红军的压力。同时,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无意间向中央红军报告了西北根据地的存在,使毛泽东等决定到陕北去,将其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三、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点。

    (一)红二十六军开辟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作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等根据地,“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期间几乎全部丧失。长征中的红军三大主力无处落脚的情况下,只有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并迅猛发展,不仅牵制了蒋介石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减轻了长征途中红军的压力,保证了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以至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抗日战争出发点。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立即指挥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胜利地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解除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为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从此以后,西北革命根据地便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成为后来中共抗日的出发点。正如习仲勋所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中国西北部,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4月,在《“七大”的工作方针》中指出:“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既是对陕甘边根据地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充分肯定。

    四、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支铁的革命队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率领下,这支部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坚持从实际出发发展革命力量,扩大革命阵地,治愈了“左”倾机会主义多次干扰所造成的巨大创伤,逐步发展为西北红军的主力部队。编入红15军团后,这支革命队伍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参加直罗镇战役,东征山西、西征宁夏、甘肃,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时期,出师华北,首战平型关,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15师344旅第689团)。解放战争时期,挺进东北,首开活捉东北敌军长(国民党新5军军长陈林达)先例。辽沈战役主攻锦州、解放沈阳。平津战役解放天津。进军华中南,解放南宁,从松花江一直打到中越边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6师)。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6师)首批入朝,创造抗美援朝战场的“六个之最”:最先与美军交锋,最先击毁美军坦克和缴获美军飞机,最先迫使美军成建制投降,最先攻入平壤,最先攻入汉城,打到抗美援朝战场最南端。战争年代,这支陕甘劲旅纵横驰骋,南征北战,足迹遍及18个省、市、自治区和朝鲜岛,征程10万余里,作战3600余次,歼敌16.4余万。

    建国后原红二十六军最终通过沿革发展为4支部队,分别是驻辽阳市第39集团军第116师第347团,驻乌苏市新疆军区步兵第8师,驻乌鲁木齐市第11师步兵第33团,驻石家庄鹿泉市第27集团军第80旅4营10连。其中第116师评为“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王牌师”,是唯一建制保存至今的红军部队。80多年来,四支由红二十六军演进而来的人民队伍始终秉承和弘扬红二十六军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不断发展、不断积淀、不断升华而形成的能征善战、敢打硬拼、敢闯新路、敢于胜利的红军部队的精神,成为一支支战无不胜的钢铁队伍、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第四部分   红二十六军发展历程的有益启示

 

    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人没有魂。红二十六军这段光辉的业绩,不仅要永载史册,不被淡忘,而且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应当汲取的精神养料,对我们今天党的工作有着深刻的借鉴和启示。

    第一、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艰难建军历程中,红二十六军创建者和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始终把马列主义与西北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斗争的现实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出了具有陕甘特色的“狡兔三窟”、“梢林主义”等根据地建设思想和建军策略,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仅使陕甘边红军队伍和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而且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和“三大作风”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当前,干部在群众工作中就是要坚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这样,我们的工作,党和人民事业,就更易于取得胜利。

    第二、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我们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陕甘地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多次遭受党内右倾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始终保持高度的党性原则、坚定的政治信念、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不断克服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干扰,经受住了挫折和失败的严峻考验。在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同陕甘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决定政策,独立自主地解决和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6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7年的奋斗, 逐步摆脱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向着“两个一百年”目标越来越近。中国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正确方向,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进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三、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红二十六军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坚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和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他们了解群众冷暖,体察群众疾苦,赢得陕甘边地区最广泛的支持。

    当前,开展任何工作,都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看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支持不支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相信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不忘群众,才能依靠群众;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力量,才能使革命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矢志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

    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险、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革命战争年代,面对血雨腥风,刘志丹、习仲勋等红二十六军领导人始终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价值追求,“陕北肃反”期间,他们曾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关进监狱,受尽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有的人甚至被挖坑活埋。他们获释后之所以没有对党心生怨恨,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去,因为他们始终坚定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虽然历经坎坷、身处逆境,仍然百折不挠、奋斗不息,真正做到了为共产主义信仰奉献终身。

    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使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风险,更需要我们党学习和弘扬红二十六军精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成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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