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习仲勋等人领导下，关中分区民主建设取得重要成绩，是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模范区域。本文以关中分区三次民主普选和“三三制”改革为研究基础，在总结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民主建设的特点与成效的基础上，得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民主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而揭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关中分区民主建设 经验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是关中分区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关中分区通过1937、1941、1945三次全区民主普选，融合“三三制”政策，坚持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选举原则，贯彻落实了议会普选制，持续提高了关中人民政治民主地位，不断巩固了分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有力推进了关中民主进程。
一、关中分区民主建设的历史和人文基础
（一）人文基础。关中分区处于陕甘交界处，本地人口稀少，外来户较多，当时的大环境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落后，现代工业基础薄弱，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如1928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面积、长时间的干旱，还并发了蝗灾，庄稼严重欠收，致使关中地区饿殍遍野，特别是在旬邑地区广大农村十室九空，饥民无以为食，只得以吃草根、食树皮艰难度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与之相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横征暴敛，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当时民谚所言：“农民眼前三条路，一逃、二牢、三上吊；农民身上两把刀，地租重、利钱高。”[]什么地方有压迫什么地方就有反抗，当时的陕甘地区的人民已经形成一种反抗心理，在这种民风的影响下，人民群众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这些为关中分区的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历史基础。关中分区所在的马栏山区比其他地区有着更加深厚的革命基础，这里的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觉醒较早，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就在马栏山开矿炼铁，铸造手榴弹，并藉此招纳外地来陕革命党人，成为陕西革命党人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1923年左右，旬邑籍青年许才升、张慕陶、宁克齐等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外出西安求学，并于1925年左右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9月建立了旬邑第一个正式党组织——中共旬邑特支，领导贫苦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开展交农斗争、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等斗争。1928年5月，旬邑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毅然举行起义，攻入县政府，成立了西北第一个县级临时苏维埃政权——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室及军事、土地分配、经济、交通、宣传、外交、革命裁判等8个机构，机构的完备性从后来苏维埃政府的发展历史来看，是具有前瞻性和超前意识的。可以说，旬邑起义及临时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身处最底层的贫苦农民第一次尝到了拥有民主权利的滋味，也为后来积极参与民主普选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关中分区基层民主建设的措施
1936年1月，在原陕甘边南区苏维埃基础上，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原所属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和南区苏维埃政府的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5个县苏维埃政府划归关中特区领导。虽然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在随后的近1年时间里，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围剿和迫害，在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遭遇到困难与失败，但在习仲勋、汪锋等共产党员不屈不挠、艰苦斗争的情况下，关中特区不断扩大与巩固，基层政权不断发展扩大，各县、乡、村的苏维埃政权逐渐建立。与此同时，由于关中分区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优越，也为后来开展民主普选和“三三制改革”等基层民主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颁布，成为关中普选的前奏。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10月，关中分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主要解决了过去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由苏区向边区转变的问题，并且将特区正式改为关中分区、中共关中特委改为关中分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称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会后，关中分区所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县经过民主普选产生了各级抗日政府，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关中分区还不断改进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使它逐渐走上正规化、效能化的轨道，也使得共产党的基层民主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在此前后，关中分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民主普选，使普选制度得到了充分贯彻落实。
（一）1937年第一次民主普选
《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陕甘宁边区实行普选议会民主制；选民直选产生各级议员；各级议会选举产生同级行政长官；各级政府直接向同级议会负责；选民认为所选代表不称职可随时改选换掉。《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汉奸、法院判决剥夺公民权利人及精神病患者外，凡居于陕甘宁边区的人民，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照这些原则，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关中分区从1937年7月开始进行了第一次民主普选。关中分区第一次民主普选，从1937年7月中旬开始，通过分别召开乡代表会和区、县两级议会，采取差额方式选举产生了有各界抗日进步人士参加的同级抗日民主政府[]，来实现关中特区苏维埃民主制向议会民主制的伟大转变。这次普选过程分宣传发动、选民资格审查、检查政府工作、提出候选人名单、正式投票选举、召开各级代表会和同级议会、选举工作总结7个步骤。宣传发动阶段，中心内容是向群众阐明转变苏维埃民主制为抗日民主制的必要性和意义，使选民接受抗日民主选举制并投入到选举活动中来。选民资格审查阶段，主要是根据《纲要》和《条例》规定审查选民资格，登记居民与选民姓名，张榜公布选民名单。检查政府工作阶段，主要是政府行政首长向选民作政府工作报告，选民通过评审政府工作、评议政府公职人员、考察干部业绩决定取舍进行换届改选。提出候选人名单阶段，候选人名单主要由中共组织、贫农团、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提出，极少数地主、富农、民主人士候选人由中共组织经群众会了解通过后提出。正式投票选举阶段，鉴于选民文盲比例高、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实际，选民大会上综合运用多种投票方式，主要采取选举工作人员念候选人姓名时，选民“烧香”点洞或背站投豆法，辅以流动票箱深入到不能参加选举大会的选民家中进行投票。召开各级代表会和同级议会阶段，主要是确定各行政区今后的工作方针并选举产生同级政府领导人。选举工作总结阶段，主要是各级选举委员会作出各自的选举工作总结，将选举经过、结果、经验、教训形成书面材料呈报上级选举委员会和政府[]。在关中分区第一次普选过程中，选举范围不断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有7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关中分区特别注重培养干部来帮助农民选举，促进乡下农村选举工作的开展。如赤水县成立选举研究组进行选举研究工作，并于1941年3月召集全县乡长开办选举训练班一星期，指派选训班干部下乡宣传，有利于选民政治意识的提高。通过选举，新正、新宁两县改工农兵群众代表会形式的苏维埃民主制为议会民主制，建立并召开了县议会，选举产生了新正、新宁两县抗日民主政府；关中分区首府所在的新正县，选民直选了全县28乡1623名乡代表、538名候补代表、28名乡长，各乡抗日民主政府委员由10余人精减为除奸、教育、优抚、建设委员4人[]。同年底，完成全分区第一次民主普选，县、区两级议会和乡代表会全面建立起来，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均转变为对应的同级抗日民主政府。关中分区的普选运动是巩固边区基层政权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尽管它是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它是在边陲贫瘠之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现代文化教育匮乏的情况下由共产党开展的红色政权建设，它不仅增强了人民的民主意识，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且密切了边区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人民真正能够当家作主，提高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二）1941年第二次民主普选和“三三制”政权建设
关中分区第一次民主普选过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不少党员领导干部视抗日民主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拒绝吸收进步地主、开明绅士、国民党员，第一次普选中提名的进步地主、开明绅士、国民党员几乎悉数落选，不利于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和进行全民族抗战。特别是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军事限共”，进行“摩擦”活动，陕甘宁边区处于日寇的蚕食、扫荡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中，为了克服重重困难，巩固边区和鼓励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提出了若干抗战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政策即为“三三制”。194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们领导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因此，“抗日民主政权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一切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吸收其代表加入政权。”要求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的《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地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实行三三制”。根据边区指示精神，关中分区在总结关中第一次民主普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新《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教育引导分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领导全分区进行关中第二次民主普选，以此施行“三三制”，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在此过程中，关中分区第二次普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宣传试行和普遍实施。为推进“三三制”，关中分区在全区开始了广泛的“三三制”宣传教育工作，并在各县举办培训班，培养选举工作干部，进行选举试点，摸索实践经验。这次普选是在1941年春季进行的，通过召开县乡两级参议会，改选县乡两级参议会和同级抗日民主政府，吸收相当数量非中共党员人士参加各级政权领导工作，进行关中第二次民主普选，为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奠定基础。如1941年7月25日至30日，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在阳坡头村召开，27名议员、3候补议员、10名受邀公正绅士出席会议；关中分区行政公署专员兼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习仲勋主持制定《新正县各级“三三制”选举大纲》，出席1941年7月在阳坡头召开的新正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并代表新正县民主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1名正副议长、7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李科当选为议长、郭廷藩当选为副议长[]。在此过程中，关中分区民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全分区共选出乡参议员2278名，其中女性参议员数就有384名，这说明关中分区民主的范围的扩大。新宁县共选出586名乡参议员，其中选出了81名女性参议员，在人员结构上分布如下：工人2人，雇农1人，佃农19人，贫农393人，中农113人，富农30人，地主13人，豪绅1人，开明绅士10人，国民党员占0.3％；在当选的48名县参议员中，工人1人，农民34人，商人3人，学生10人，进一步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
第二阶段：补选纠偏。尽管关中分区各县就普选贯彻“三三制”原则举办了各种训练班，但很多群众感情和觉悟一时转不过弯，还不能接受地主、富农分子当选参议会议员和政府委员，致使中共党员当选比例高出“三三制”三分之一标准不少。整个关中分区当选的中共党员，占县议员总数50%、县政府委员总数55%、乡议员总数30%，乡政府委员总数32%。关中分区所辖新宁县，选出48名县参议员582名乡参议员；48名县参议员，无1人是国民党员或地主、富农分子；582名乡参议员，国民党员仅占0.3%，只有30名富农、13名地主、1名豪绅、10名开明绅士[]。1942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纠正各分区各县贯彻“三三制”的偏差。指示信指出：各县参议会，中共议员超出三分之一的部分，应自动退出，由无党无派候补议员补充，或酌量选聘有能力有名望人士充任；若中共议员调离出缺，以非中共党员补充。中共关中分委根据指示信精神，对照关中分区各县实际，分析原因，寻找办法，统一并提高了干部群众思想和觉悟，使“三三制”在关中分区第二次民主普选第二阶段改选中真正成为现实。5月改选后，新正县参议会，产生9名议员、2名候补议员，为中共议员3人、国民党籍议员1人、民主人士议员7人[]，退出中共议员3人，补选非中共议员5人，中共议员比例27%。淳耀县参议会，产生31名议员，中共议员10人，中共议员比例32%[]。淳耀县抗日民主政府，产生9名政府委员，中共委员3人，比例33%。赤水县参议会，产生46名议员，中共议员16人，比例35%。
关中分区“三三制”改革，全区选民参选率提高到80%以上，局地选民参选率逾95%，成为关中分区“三三制”民主抗日政权的生动现实，吸收各界抗日民主人士进入机关，团结了尽可能多的民主抗日力量，进一步巩固发展了统一战线，极大调动了关中分区各界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实践和丰富了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迎接抗战胜利和创建民主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1945年第三次民主普选
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决定改边区内乡市参议会为乡市人民代表会；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要求年底完成边区、县、乡三级大普选，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乡村自治。8月底，关中分区行政专员公署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关中第三次民主普选[]。1945年9月，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新正县政府为了领导方便，决定以马栏为中心，设立马栏市，成立市政府，配合试选工作同步进行[]。10月，马栏市进行了市长选举，1945年10月12日《关中报》报道：“会上选出了市政府的委员和正副市长，王恒治同志当了市长，沈青云同志当上了副市长。因为事前经过酝酿，王市长早被瞅实好，所以在选举时，到会的三十五个代表除了他自己，三十四个代表都给他投了票。选出的政府委员刚好各行政村都有一个，而且都兼着村主任。这样，领导各村工作方便又省人，免得耽误生产。”[]可见，在第三次民主普选中，群众的参与热情非常之高。
1946年1月，关中分区乡级选举基本结束，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参议员；中共关中地委驻地新正县马栏区马栏市，群众呼声最高的王恒治、沈青云，在35位代表选举马栏市政府委员和正副市长两个环节，均分别以34、32票当选[]；3月下旬，关中分区各县参议会胜利闭幕。关中第三次民主普选，全分区选民参选率提高到了90%以上。由于第三次普选运动着重强调了以检查批评政府工作推动选举，因而在普选中不仅做到了发现问题，而且结合实际真正解决一些问题，从而提高了人民群众对选举的积极性，群众敢于以主人翁的态度发表意见。在土地未分配的地区，土地纠纷较多，如新正县马栏市就把选举与减租结合起来，在人民代表会上解决高额利息问题，提出并通过了地权租佃方案。这些都说明，坚持“三三制”原则和坚决贯彻以检查工作推动选举运动的第三次民主选举把边区民主建设推向了新阶段。
三、关中分区民主建设的历史成效和经验启示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建设过程中，模范执行了陕甘宁边区民主普选和三三制政策，并结合关中分区实际，开展了一些创新，有效推动了关中民主建设的进程，同时也为新时代民主政治带来了许多有益启示。
（一）历史成效
1、调动了群众参政议政热情。在基层民主建设中，民众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将解决民众问题摆在所有问题的首位。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的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具有普遍性。关中分区内的每一个人只有一张选票且可推选出一个议员。关中分区人民的选举从投票到开票整个过程，人民群众对于选举都很有热情，在1945年10月24日《关中报》这样报道：“如马栏市试选开始前，群众早就瞅准了王恒治这个对象，指出他有六点好处，结果他果然当选为市长，而且在投票中，第一次选政府委员时，王恒治是三十四票当选，沈青云是三十二票当选，到第二次选正副市长时，他俩人仍以同样多的票当选。赤水试选中有个萧老汉，为了挑选好人当代表，思考了一夜，第二天给他瞅准的对象投了票。有些妇女选举时要一再把候选人名字问清楚，才把豆子投到他碗里。新宁王永顺婆娘投票时，五票只投四票，她说：‘我只能挑出四个人来。’这说明咱关中群众对选举多么认真、慎重、负责。”[]正因如此，关中分区的参选率普遍保持在90%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民对于政治的热情和兴趣不断提高，开始认识到政权是自己的，更说明了民众自身的民主意识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在当下基层选举中也是难等可贵的。
2、进一步巩固发展了统一战线。关中分区的多数县区是老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选举中，群众都愿意多选共产党员，不愿意选举地主、富农成分的代表。广大群众从切身的经历中感受到，共产党从来都是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党提出的“三三制”原则也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感情上，还是不能接受让地主、富农成份的人物入选参议会和政府。尤其是贫雇农积极分子，他们想起了过去如何受地主的压迫，后来又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流血牺牲夺去了政权，才翻身作主人的经验，于是，对“三三制”政策多怀着疑惑或忧虑的心情：“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跑进来，敢保不上当？”许多农民害怕豪绅地主当选县、乡干部后，会收回他们的土地，对政府心存疑惑，也不愿意选举地主豪绅成分的人士进入政府。至于那些反磨擦中才建立政权的新区群众，向往着翻身，积极参加选举，可是，他们没有选举经验，对地主、豪绅还多少保留着传统的畏惧心理。有些农民“望见财东向自己走来，手里的东西不自主的往下落”。所以新区的群众也不愿让地主、豪绅当选参议员或政府委员。这样就造成了在一些县、乡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当选的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的限额。
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的精神，对照检查关中分区各县、乡的工作，积极落实“三三制”政策。经过习仲勋同志和各级党政组织的细致耐心的教育引导，各界群众逐渐认识到“三三制”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消除了对“三三制”政策的疑惑，保证了“三三制”的顺利贯彻。新宁、同宜耀县参议会和同级政府经改选也达到了“三三制”要求。新正县民主人士阳坡头区雷庄村医生张治平和蒋南翔、肖军、周扬等38人，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特聘议员。经过努力，新正、淳耀、赤水、新宁、同宜耀都出现共产党员主动退出的现象，各县均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三三制”原则下，关中分区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有机会参政议政，各级政权中吸收了一批非党进步人士和开明绅士进入机关，使其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团结了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巩固发展了统一战线，对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促进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建立了廉洁高效的政府。毛泽东就说：“当人民选举他们所喜欢的人去办政府的事情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关中分区的基层政府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执政经验，使得关中分区基层干部执政能力和工作效率逐渐提高。无论是关中分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有了相应的发展，这都与基层干部日益进步的执政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赤水县区乡干部领导群众赶种冬麦》中提到，赤水县府四科干部全体下乡，督促群众播种冬麦。王县长指示，凡边境受灾同胞没有麦种籽，可暂由公粮解决。“该县四区三乡乡政府，领导群众把抯架小组变成种麦小组，使生产与自卫取得配合。三区四乡四行政村在村主任杜清顺，高占奎领导下，连刨带揭，已经种的只留十分之一、二了。这期间，全行政村七十个劳动力每天除放哨的，参加种麦的只有五十五人，因为流动性大，又没法组织固定的班子，村干部就领导大家灵活变工，有时组织些灵活的种麦小组，这样解决了劳动力的缺乏。全行政村孤寡老弱农户，亦因此得到帮助，按时下种。”三区四乡四政村组织灵活变工，不仅解决了群众劳动力困难的问题，促进了生产，更能看出基层干部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政。
与此同时，民众很好的使用监督权，《解放日报》中有一篇这样的报道：“分区直属中心区的群众，在今年春耕中运用他们民主权利罢免了领导生产不利的人。二区一乡原参加开荒共七十八人，后因病死耕牛六十二条，群众开荒情绪大受影响，该乡胡乡长不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又因他还违反政府法令，因而群众不满，把他罢免，令选了新乡长……但同时对好干部，则给予表扬；一区一乡官庄搭工组组长阎兆生、杨生华两人工作负责，一有问题就开会及时解决，如王俊明给别人犁地，剩下一犁地就先回来了；强有福、郭考正两人给别人犁地马虎，都及时在小组会上进行批评，因此该村十四牛四天就犁地二百五十亩，还运粪七十五驮，这两个组长就受到大家的拥护。”[]由此可见，通过民主普选出来的干部，在接受群众监督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廉政政府的建设。
（二）经验启示
关中分区基层民主建设是在整个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背景下开始的，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五大分区之一，它的基层民主建设是陕甘宁边区中的大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有以下经验启示：
1、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民主建设的正确方向。邓小平指出: “在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正是发展民主最重要的保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我们只有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才能使人民民主有条不紊地进行。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关中分区的民主普选工作在习仲勋等人领导下进行，在此过程中，关中分区始终坚持人民性，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模范并坚定执行陕甘宁边区民主普选和“三三制”改革各项政策措施，使民主建设走在了边区的前列，被誉为陕甘宁边区“小延安”，习仲勋也因此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因“近年来领导国民经济建设及公营经济事业成绩昭著而又刻苦奉公、在群众中有信仰之干部”，毛泽东为其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现代社会的基层民主建设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绝不可动摇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新时代更要这样。要保证基层民主建设的人民性，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民主建设的正确方向，实现人民群众更多民主权利。
2、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始终。党的群众路线是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充分说明了群众路线的本质核心是民主。在关中分区贯彻基层民主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把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基本上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民惠民，真正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尤其在关中分区的民主普选过程中，针对群众文盲多、居住分散的特点，创造性实行了流动票箱，背站投豆、烧香点洞等选举方式，同时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广泛的宣传动员，大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使得每家每户都能够积极地投入到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中来，95%以上的投票率在当下也是难以很难做到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群众路线的灵魂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民主政治的灵魂在于人民当家作主。正是在这样的根本点上，群众路线和民主建设高度地契合起来，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当下，我们要始终把宣传动员群众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提高群众参与度,共同努力、狠抓落实，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提升群众的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3、必须坚持党的统战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民主政治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增加党外人士在政府发言做事的机会，才可以加强各个阶层的团结。关中分区在民主建设上，非常注重吸收各阶层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比如习仲勋三顾茅庐邀请前清翰林肖之葆和著名老中医张治平担任为关中分区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关中分区三次选举都积极吸纳各阶层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做法，有利于加快抗战胜利的步伐。由此可见，关中分区吸引各阶层民主人士参政议政，让他们参与到整个关中分区的建设中来，这对分区的民主基层建设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培养和选拔党外干部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新形势下党外干部队伍建设，要把选拔优秀的党外干部纳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积极选拔党外干部参与政权建设，改善领导班子结构；调动党外干部积极性，凝聚党外干部力量，充分发挥党外干部的特长和优势，促进各项工作蓬勃发展。
关中分区的基层民主建设，是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一次成功的尝试，尽管它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在当时非常的历史条件下，仍具有积极而重大的历史意义；分区的基层民主政权不仅推动了自身建设，鼓舞和团结了人民群众，使群众再一次享受到当家做主的权利，激发了建设分区、守卫分区的积极性，从而使关中分区成为陕甘宁边区抗战的坚强红色堡垒和民主建政示范区，也为之后建立基层民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为新时代基层民主建设提供借鉴。
本文作者：王晓军 李小涛，本人获2021年全省党史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论文二等奖；咸阳市、旬邑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征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