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等人用“和平过渡”办法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暴露，中共中央对陈伯达隔离审查，党内传达了陈伯达反党材料，开展批判陈伯达和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给予林彪集团沉重打击。1971年2月10—13日，中共旬邑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264名，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针，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做出《关于批陈（陈伯达）整风、深入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决定。4月，第七届中共旬邑县委按照“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全县开展了以“批陈整风”为内容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1]。
“批林整风”运动在旬邑的开展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1971年9月24日，中央下发[1971]68号文件。向全国人民公布林彪事件，下发林彪《571工程纪要》供全国人民批判。根据党中央、陕西省委、咸阳地委统一部署，10月10日，旬邑县委向县辖党员传达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央精神，培训多名宣传员分赴各公社宣讲中央文件，批判林彪，开展整风运动，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2]。要求认真传达学习上述68号文件，从思想上、政治上与林彪、陈伯达划清界限。随后，文件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实现了层层传达学习。采取的方法是：第一步，逐级传达学习。首先县委召开公社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和县级机关单位党支部书记以上人员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然后，各公社召开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各大队党支部召开支部委员会。并以参加县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为骨干组成宣讲小组，深入到全县生产队进行传达宣讲。第二步，党内传达学习。机关单位、农村大队党支部向广大党员传达和组织讨论。第三步，党外传达学习。农村以生产队、厂矿以厂或车间为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单位进行传达学习。
1972年开始，按照中央安排，旬邑县开展“反复辟、反回潮”斗争，多次批修整风，在领导班子内部狠抓“九大”团结的贯彻落实，县委书记刘乃春和副书记王伟章反复斗私批修，在揭矛盾、摆表现基础上，刘乃春回顾了旬邑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三次骄傲、三次苦头”的教训。（第一次是1968年7月5日旬邑县革委会成立时，形势发展较快，联合倒旗、削平山头[3]是全省第二位，当时头脑发热，以致在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轻易表态定性，使大好形势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次是因1969年农业大丰收而1970年没吃返销粮，就盲目乐观，以致小麦遇病虫害时，放松防治管理，产量显著下降；第三次是斗批改阶段。《陕西日报》报道了职田公社依靠贫下中农搞清队工作情况及《红旗》杂志刊登了郑家公社《从调查研究入手，搞好革命大批判》经验，就沾沾自喜，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推广，形成“墙内开花墙外红”的局面[4]）。县委领导班子以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为武器，紧抓骄傲自满这个主要苗头，从思想、作风等方面，揭矛盾、摆表现、论危害、挖根源，认真整风，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72年4月10—13日，根据省、地委指示，旬邑县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以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学习了中发（1972）12号文件及马恩列斯毛有关教导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抓住路线、团结、作风三方面，回顾总结了县委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教育[5]。
1972年8月，旬邑县委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15—18日，154人参加会议，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与毛泽东、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系列指示和文件及林彪罪行材料[6]。第二阶段8月19—25日，通过摆罪状、专题重点批，联系实际、据理据实批，抓实质，针对“思想理论上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组织上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军事上修正主义”、“作风上反革命两面派”四方面，“集中优势，各个歼灭”，对林彪集团罪行揭发批判。
1972年8月23—28日，中共旬邑县委宣讲中发（1972）24号、25号文件试点宣传队通过大队宣讲、集中补课、送文件精神上门等办法，向社员宣讲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学习了中发（1972）12号文件及毛泽东有关谈话批示精神，张贴展览林彪的罪证材料。
1973年，旬邑县继续“批林整风”。3月，县委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交流各级贫协进驻学校、商店、机关、医院管路线、管方向的经验。贫下中农组织在该时期被当成推行极“左”路线工具。9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老师教鞭敲打12岁小学生黄帅事件在全国中小学引发“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受此影响，旬邑学校对学生严格管理也被指责为“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被要求按“五·七”[7]和“七·二一”[8]指示组织教学，使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9]相结合，使学校同社会建立广泛密切联系，严防教育战线出现“复辟”“回潮”现象。树立“反潮流”典型，吹捧白卷大学生，鼓吹“朝农经验”。学校又出现了领导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10]。
“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与结束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指出，法家在历史上是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为防止“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孔子与儒家联系起来。引发持续近两年的全国“批林整风”运动。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编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此后，旬邑县先后两次召开“批林批孔”大会。
2月20-25日，旬邑县召开县委全委（扩大）会议，以毛泽东系列指示为武器，以中央文件为指针，传达学习了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的中央（1974）1、2、3、4、5号文件和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致江青同志的信》等及《人民日报》《红旗》有关社论，对林彪及孔子展开了大批判，重批林彪集团宣扬“克己复礼”及修正主义路线。此后，通过学习贯彻中央文件，培养骨干和层层发动群众，“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县展开。在县机械厂、职田公社照庄大队、城关公社小塔大队试点，取得“经验”[11]，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很快掀起了“批林批孔”热潮[12]。
4月至9月，旬邑县进行揭、批、联、改。4月，县委召开县级机关单位党支部书记会议，学习3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再批“克己复礼”》和3月16日及23日《云南日报》评论员文章，狠批“克己复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抓，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晚上“批林批孔”和白天春耕生产，大批促大干，苦干20天，做好春耕生产。5月，县委召开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省地属单位党委、支部书记参加的会议，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批林批孔”系列重要指示、中发［1974］12号文件、《红旗》杂志1974年第四期短评《注意总结经验》等文章，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纲领及修正主义路线。当月，教育系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称“交白卷”张铁生（辽宁省兴城县人，1973年大学入学考试交了白卷）是反潮流英雄，批判“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否定文化考核。批判县城部分学校领导和教师是“回潮复辟”派，反对“五分加绵羊”[13]，使中小学教育陷于混乱。6月，县委研究批林批孔和建立健全理论队伍问题，提出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纲领和加强党委领导“批林批孔”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7月，旬邑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召开长达10天的会议，主要学习“批林批孔”文件 ，讨论如何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会议认为批林批孔就要“反复辟、反倒退”，回击修正主义思潮。会后，以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批林批孔”骨干300多人四处宣讲，开办“评法批儒”学习班，成立“评法批儒”理论小组，研究曹操、武则天，批判《女儿经》、《三字经》、《增广贤文》[14]。
10月至12月，旬邑组织干部系统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深入开展批判。10月初，县委组织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理论辅导小组，为使学马列、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县委领导带头学、带头批，县委常委除留一二人在机关主持工作外，其余均深入公社（镇）、大队、生产队与社员一起学、一起批。在全县批林批孔高潮中，大家采用召开会议、运用大字报、批判专栏、文艺演出、广播等形式，口诛笔伐围绕批判林彪、孔子“克己复礼”这个核心，在农村联系实际开展了“六联、六批、六立”。即联系生产因循守旧思想，狠批“天命论”，树立大胆革新和“人定胜天”思想；联系两条路线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树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联系信“神”信“鬼”、求仙拜佛的封建迷信思想，批判“有神论”唯心史观，树立“无神论”唯物史观；联系只讲“亲戚”关系，不讲阶级、原则，批判地主阶级“人性论”，树立坚持长期阶级斗争思想；联系少开口、少出头、少带头及遇事绕道走的“老好人”主义，批判“中庸之道”，树立坚持革命和斗争观点；联系轻视妇女思想，批判“男尊女卑”思想，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
1974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议定“长沙决策”（即对四届人大各项人事的安排），宣告了“四人帮”“组阁”阴谋的破产。1975年２月，根据毛泽东1974年底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批林批孔”由此被“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取代，全国转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旬邑县历时一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随之结束。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批林整风”运动，是中共中央自上而下在党内发起，借对林彪集团批判罪恶、清除遗毒、纠正不良影响，来自我教育整顿的自我改造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是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信任，错误引导“批林整风”运动，借机打击党内高层干部的阴谋夺权活动。“批林整风”运动，因被江青集团利用，最终没能收到预期目的。“批林批孔”运动，最终因被毛泽东发觉，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替代而结束，也没有造成更大损失。“批林整风”运动在旬邑，经党员干部群众中大面积学习讨论和展开批判，让旬邑人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性质有了清醒认识，实现了林彪集团消极影响的基本纠正。因江青集团的错误引导，“批林批孔”运动在旬邑给党员干部群众造成了一定误读误判和思想混乱，给旬邑教育带来了剧烈冲击，影响了正常教育工作的开展和儒家教育传统中优秀成分的正常传承。林彪事件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两个运动启示我们：科学的大型社会实践，一定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实践的决策者，必须全面掌握真实情况和把控局面，确保信息传递通达顺畅，不被蒙蔽、不被误导，以保证决策正确。
[1]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
[2]参见《旬邑县志》，第952页。
[3]指当时革命队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倒旗、削平山头即为打倒派性，大破资产阶级的私字，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将派性扫地出门，使毛泽东思想在头脑里安家落户。
[4]参见旬发（1972）023号《中共旬邑县委关于县常委学习十二号文件开展整风的情况报告》第5页。
[5]参见旬发（1972）023号《中共旬邑县委关于县常委学习十二号文件开展整风的情况报告》。
[6]参见旬发（1972）038号《中共旬邑县委关于批林整风会议第一阶段情况简报》。
[7] 1966年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五·七指示》，指示提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8]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 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 七?二一”指示。
[9]毛泽东于1963年在浙江农村干部参加的7个材料上写的批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10]参见《旬邑县志》，第953页。
[11]参见《旬邑县志》，第953页。
[12]参见旬发（1974）009号《关于召开县委全委（扩大）会议培训批林批孔骨干情况报告》。
[13]五分是说学习好，绵羊是说太驯服。五分加绵羊，即为学习好但太驯服。
[14]参见《旬邑县志》，第953页。
